难忘的陪读作者李慧斌主播微笑向暖

难 忘 的 陪 读 作者 李惠斌 其实很多年前陪读这个字眼儿就有了，也正是这个特殊的名词曾经改变了无数孩子的命运，尤其是那些来自偏远落后的农村的孩子们，我自己就是那个年代老式陪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跟那些在山沟子里摸爬滚打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发小们相比，我也算是个幸运儿了。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刚进入小镇高中，正赶上恢复高考体制，我们这些几乎整天在搞勤工俭学的孩子们一时还没转过弯来，因为文化基础知识太差，学习功底太薄，1978年我参加高考算是失败了，成了地地道道的“落第秀才”，分数太低了，不怕您见笑，数学考分没超过两位数，多年后讲给朋友或晚辈们听，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当时就是如此，我自己并不觉得磕碜。因为那些年从入少先队到戴上红卫兵袖标，再轰轰烈烈加入共青团，除了写大批判稿，背诵《小靳庄诗歌选》，学习讲座《毛泽东选集》，其余时间就是劳动。天天去生产队拔谷莠子薅大草，去林场刨穴栽树，去田间收割捡地，去屯子边或乡道粪场捡粪积肥，正儿八经的在班级里坐着上课的时间很少。我的父亲早年读过私塾，在我们村里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识文断字的农民，始终担任大队会计或者出纳员，对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的母亲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此她对于我的学习还是很上心的，平时看得很紧。也就是那一年（我头一次没考上，打算第二年继续复习）妈妈做出一个特殊的决定：在镇上租了两间坯瓦房，专门去给我做饭看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陪读。我居住的村子离镇上有八里多路的距离，一条山道拐两个弯，中间有一条二十多米宽的河流，上面搭一个便桥，人走在上面颤颤悠悠的。那个年代还是生产队集体耕作，爸爸经常戴个眼镜夹个算盘去大队办公室整账记账，算工分，还要去镇上报账，把全村村民的工分和收入情况写在几张大红纸上张贴在公示栏的水泥墙上。妈妈白天要回村参加劳动，中午跟爸爸一起对付几口饭菜，晚上要提前返回镇上我们租住的家里，给我做好晚饭，陪我一起吃晚饭。有时爸爸来镇里报账就不再返回村里，也住在我们这儿，第二天一大早妈妈给我做好早饭后就和爸爸一起匆匆赶回村里参加各自的劳动，只是辛苦了妈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勤。还别说，这种特殊的陪读还是有效果的，在母亲的关心和督促下，我的学习成绩有了长进，看着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的笑容，我的心里总算有了一丝的安慰。那年高考复习资料很少，爸爸去市里托我叔叔（叔叔在市邮电局上班，经常跟火车押运邮件包裹进京）到北京出差给捎回来好几本，我的同学们都争着抢着看，甚至亲手抄录下来。有一回妈妈突然问了我一句：“你的东西都给别人看了，不会耽误你吧？要是别人的考分儿超过你了，你考大学会不会让人家给挤下来啊？”我愣了一下，我知道母亲的担忧是无私的，那是对自己孩子真挚的爱，我沉默了许久，“妈，不会的，同学不会跟我争的。”妈妈微微的笑了，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妈妈的陪伴给了我动力，虽然那个年代大家还没给这种方式命名为陪读，但这种古老的爱的行为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那一年经过我的努力，高考时虽然考得不尽如人意，但还是被师范学校录取了，那时叫高中中专，学的是大学课程，学制二年。值得高兴的是，我当时是我们那个村子里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高中生，确实受到远亲近邻和那些发小朋友们的钦佩和羡慕，而在我心里最感激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知道，要回报母亲的大恩只有努力工作，为家乡为父母为山里的孩子也为自己争光。 乌飞兔走，月换星移。我们沐浴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一年一度的高考，总是牵动着万人之心。那一天我又从网上看到一所高中的教学楼前悬挂的这幅标语：“如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么？”说实话，看了这幅标语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眼下无数个家长父母离乡背井来镇上、来县城、来市里给孩子陪读，其中甜酸苦辣如五味杂陈，但我知道，在父母眼里和心中，陪读永远是希望，永远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