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边塞都城•大同记忆》第十五集、游在大同之文化游、深度游
本期介绍文化游、深度游的相关内容。您将幸会北魏“平城坊”、魏碑故里、大同师专民国老校区、首善医院和大同市展览馆等城市记忆和历史遗存。
前面我讲过，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钻探历史发现，煌煌大唐的根脉在北魏，隋唐两朝与北魏有着种种扯不断的联系。比如“里坊制”，唐坊主要沿袭“北魏平城坊”。从北魏平城坊到唐坊，同样是一道飞架在中国历史天空的彩虹。
来大同，一定要去“云路坊”看看，现场体验一下发端于秦汉、定型于北魏、鼎盛于隋唐的我国古代社区设置和管理模式——“里坊制”的内涵和格局。在我国古代，商业和社区是分开布局的，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沿街商铺和门面房这种格局则是从北宋才开始出现的。北宋之前，城市布局的主导模式就是“里坊制”。
“里坊”的“里”，也称“邑”或“闾”。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毛传》与《尔雅》里分别有解释：“里，居也”；“里，邑也。”居指居所、民居；邑指城镇、城市。质言之，里就是指城市地区的集中居住地。
“里坊”的“坊”，本指四面有围墙的区域。北魏将秦汉之里创建并改称为坊或里坊，坊内筑墙，高墙合围；坊口立门，是为牌坊。俗语“坊间里巷”，“街坊邻居”，其源盖出于此。
这种兼具布局、聚居和管理的“北魏平城坊”的里坊模式，从规模体量、功能机制，到管理体系，渐趋成熟完备，并在唐朝达到鼎盛。里坊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与发展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成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平衡着社会秩序的运转。在大一统意识形态与中央集权下，里坊制度逐渐演化为一种通行的城市规划原则，使不同区域的城市趋于雷同，府、州、县城，只有大小之别，未见结构差异。
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民居的一种独特形式，作为城市空间规划之基本单位，其特点有：
坊市分离。即居住区和商业区分开设置，“士大夫不杂于工商”，为了分割不同的人群，划出固定的区域，以围墙、街巷分割。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
内外同构。坊与坊，里与里，坊与里，整齐划一，结构相同。巷连街，坊套里，若干个里以街道相连。“里”的里面，也呈棋盘状，分成若干个居住单位，一个里坊俨然一座小城，小城连小城，大城套小城。正如白居易对唐朝都城长安布局的描写，“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严格的社区管理。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与我们今天城市社区颇有相似之处。里坊制的出现纯粹出于管理的需要，将不同民族百姓安置在“里坊”实行网格化管理，专设官员士兵管理把守。划片而居，分类安置；以晨钟暮鼓为号，定时开关坊门，鼓歇行人绝。朱熹称赞：“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秦汉之里，为什么到北魏发展为“里坊”？我分析，里的单位小，是单一民族、单一人群的聚居单位；坊的单位更大，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且坊的周围用围墙相隔，管控的意图更明显。所以，坊更能适应多民族混居的状况，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
正如考古学家齐东方所说：“如果强调的不是一般的居住功能，而是一种严格的规划和管理，中国城市的里坊制度，应该雏形于北魏平城，成熟于北魏洛阳。其原因是以部族制度逐鹿中原的北魏鲜卑与编户齐民的华夏制度剧烈的碰撞，在城市规划中创造性地选择了新型的里坊形式，使北魏成功地完成了大规模政治中心的转移。”
宋代繁盛的商业，使里坊制走到了尽头。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空间狭小以及坊、市分开设置的城市格局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打破坊、市严格分离的界限及其制度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宋代始，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普遍出现，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逐渐崩溃。商店、货栈临街而设，既可方便市民，又可无限扩展商业贸易场所，使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增强城市街道、水系及其对外交通的意义，从而促进城市的迅速发展。
大同古城内很真实地保存了这种结构。今天，里坊的高墙大院虽已不见，但街道格局依然如故，老街道老房子还可以看到昔日里坊制的影子。俗语云：“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描述的就是这种格局。过去街和街之间的路口，都有牌楼，现在市中心的四牌楼已经原址复建。东南隅的云路坊、大成坊也修旧如旧，真实还原。游人徜徉其中，能够穿越历史，感受古韵流芳。
魏碑
天下大同，魏碑故里，大同是魏碑这一独特书法形式的发源地。魏碑亦称魏楷，其承汉隶，启唐楷，与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彼此竞相绽放。
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石刻书法作品，其中，北魏的书写水平最高，且多以碑志上的铭刻体形式表现而得名。南北朝是中国书法铭刻体隶楷转换的重要时期，平城时期书迹的主要特征，可以用古朴庄重、雄浑有力来形容，反映了当时的盛世气象。如今，有识之士成立了非营利性民间组织魏碑研究院，致力于魏碑艺术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弘扬。
作为楷书的一种，魏碑和大同这座城市一样，是多种文化融合和碰撞的产物，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楷书萌发于魏晋之际，钟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趋成熟之态。晋末，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北朝书风便与南朝河分两岸，大相径庭。清朝刘熙载论曰：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魏碑多为民间工匠书家之作，清新自然，刚劲有力，生活气息浓厚，与南朝士大夫风流雅致、含而不露的书风迥然相异。北魏书法家们，一面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汲取营养，一面按照生活的样子雕刻摹写。用笔率真随性，自由奔放，不似唐楷规范严谨、拘泥刻板，不刻意追求笔画间距精准。“平整宜从唐入手，风云可向魏晋寻”即是此意。
作为一种新型字体，魏碑融进鲜卑人的个性追求，洋溢着一股新兴王朝的皇家气度。大同市博物馆收藏北魏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王礼斑妻舆”墓砖、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罗太夫人题记，见证着魏碑的初创，至太和时期《司马金龙及姬辰墓志》书法已日臻成熟。
大同灵丘觉山寺里的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惊世骇俗，闪电穿云，其笔力之苍健，气势之雄浑，令人叹为观止。
大同云冈石窟现存北魏造像题记31品，其中16品有纪年。位于第11窟东壁上层南端的太和七年（483）《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是云冈石窟中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造像题铭。内涵丰富，书体端朴高古，寄巧于拙，点画多变，方圆并设，是魏碑书法的精品。可以说，魏碑是书体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是一块巨型的“魏碑”。
大同明堂北朝艺术博物馆，《拓跋忠墓志》是北魏晚期铭刻书迹的一件佳作。它具有北魏铭刻楷书体势右昂，点画方截，结构开张，章法茂密的特点。
魏碑以刻为写，刀锋凌厉，笔力遒劲，浑朴厚重。《金石萃编》一书认为，造像立碑之举，创始于北魏，终结于唐代中叶。欧阳询、郑板桥、于右任等诸大家，皆从魏碑中汲取精华，开宗立派。
魏碑体多用方笔，如斧如凿，棱角刚健，无丝毫圆滑世故之风气；如剑如戟，铿锵作鸣。正如书法大师启功诗云：“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
梁启超对中国书法卓有见地，“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润系”，康有为也认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魏碑发源于大同，来大同研学平城魏碑定然大有收获。
大同师专
大同城西有一群古色古香的建筑，它是晋北的一所百年老校区，现为大同师专校园的一部分。学校始创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名“大同府中学堂”，民国二年（1913年）改称山西省立第三中学。其后，校址校名几经变迁，1921年入驻现址。2018年，更名为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占地500亩，北邻武周山，西靠十里河，周围青山绿水，风光秀美。渊远的人文景观与优美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折射着理性而深刻的文化内涵，素有“北开”（相对天津南开中学而言），“小清华”（相对北京清华大学而言）之美誉。
近百年来，学校虽多次受自然灾害、战争毁损和人为损坏，但主体仍保存完好，是国内仅存的近代标志性教学建筑群之一，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地位。
校园内的民国老校园是我国至今保存最为完好且仍能正常使用的民国学堂建筑群之一。民国老校园还是20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大同学生运动发源地、大同地区爱国主义思潮发源地。作为山西省革命遗址，民国老校园因其独特而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被确定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民国老校园既保留了传统建筑风格，又吸收了西洋建筑特色，古朴典雅，中西合璧，颇有底蕴。其中，八柱校门、天圆地方办公楼、立志大礼堂、12座四阿顶学堂教室、曲尺形图书馆和实验室等保存完好，是宝贵的旅游文化资源。其教学主体建筑参照当时天津南开中学校舍图形设计，以南北为中轴线，东西对称，有校门、传达室、行政办公区、礼堂、12个单栋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食堂、师生宿舍等教学生活设施。
在近百年的岁月里，这座民国老校园远离繁华闹市，静静守护着自己的书香圣境。那一幢幢巍巍建筑记载了多少故事、多少梦想、多少豪情壮志，也见证了大同这座城市的发展崛起，见证了大同教育的百年发展。
今天，古老的校园里人才济济，书声琅琅，映现出往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醉人画面。我相信这座古朴的校园会为大同的转型发展、再现辉煌贡献出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首善医院
在古城武定门外，有一座古朴小楼，灰色的小瓦衬着灰色的砖墙，成群结队的燕子在小楼前飞来飞去。这栋建筑曾是大同最早、最大、设备最完备的西医院。
公元1917年（民国六年），绥远发生鼠疫，很快蔓延到大同。全国防疫委员会由会长带领北京协和医院大夫、英国博士、圣公会教徒史梅礼和他的学生10多人来大同做防疫工作。
次年三月疫情扑灭后，史梅礼回京，不久回英国休假，听闻伦敦圣公会计划在中国捐资创办医院，便将在大同工作期间了解到的当地缺医少药的情况做了介绍，并建议将医院设在大同。1919年史梅礼返回北京，即来大同筹办建院事宜。
医院于1922年开工建设，1924年落成，定名为首善医院，隶属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医务部。为培养医护人员，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先后培养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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