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们知道，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以抑制诈骗的发生，不可否认的确可以收取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诈骗罪不犯法，社会未必就会变得一团槽，甚至还有可能诈骗事件的数量少于有诈骗定罪的今天。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诈骗犯罪率低，原因一定不是因为对诈骗设立了严刑峻法。对于有经济诱因的举动，繁琐的制度安排往往不一定优于自由放任。
实际上，即使诈骗犯法，你依然可以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到各种各样的诈骗行为，有火车站借钱买车票到“蒋介石孙子发短信求助”这种略显低级的诈骗，也有各种各样难以定性的大忽悠，比如学费一两万的“气功班”。
之所以对这套规则抱有怀疑态度，除了规则本身的激励逻辑，还因为规则的执行者也是由人组成的，也是需要考量成本和有能力边际的组织，所以在这种限制下，他们也无法全知全能。也就是说，并非颁布了诈骗相关法律条规以后，就能抓住一切诈骗犯并定罪。
而我们发现，想要避免生活中常见的各种“泛诈骗”行为，我们其实很难依靠司法或者公安系统。确认一个饭馆儿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们就先上大众点评看看；为了避免黑车司机漫天要价，我们会选择价格确定的打车软件，而没有人在吃饭之前或打车之前打110确认是否可靠。
而如果诈骗不犯法，必然会促使市场中的竞争者不断提高安全保障水平，就算在当前情况下，支付宝的安全保障能力也远远高于其他银行机构的网上银行，更不必说支付宝还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甚至，可能会出现“诈骗险”，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服务来帮助你事前甄别，事后止损。
所以，是期望公安和司法系统提高执法水平还是期望市场中竞争者提供甄别和保障的服务更为现实？
所以，是法律规则的“震慑”和“惩罚”更优，还是利用技术进步，安全保障服务使得有诈骗意愿的人“没有诈骗的机会和能力”更好？
所以，取消诈骗罪，不要以为天就塌了，社会也能照常运转，甚至，可以发展出更为成熟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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