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与父亲的一次短暂相聚
济南战役之后，一直到1968年病逝，王耀武在国共党史的整理、促进两岸和平、为自己一生作总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功德林改造开始时，他的思想还有顾虑，毛泽东叫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王耀武听后十分感动，此后他成了管理所中改造最积极的犯人之一。
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月薪一百五十元。1963年至1964年间，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闲暇之余，他还参观了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的工业建设，巡视各省建设情况。1964年冬，王耀武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之后，我们就没有父亲的消息了，直到1959年。从那时开始，我们才可以写信给父亲。”王鲁云说。
尤其令王鲁云难忘的是，她在北京与父亲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
“记得1965年的一天，家里电话响了。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王耀武的后人，但费彝民是何等人啊，他很有办法的，他轻易就找到了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我们很好。在大公报社，费彝民告诉我，是周总理问我父亲家人在哪里的，父亲就说在香港。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我们，并邀请我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费彝民问我：‘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当时我先生有工作离不开，于是我就带着惠珍去了北京。”
惠珍即黄惠珍，是王鲁云的大女儿，当时只有七岁。
“我们坐火车去了广州，又坐飞机去了北京。在通关的时候，检查人员要打开我们的箱包，这时，费彝民（或许是他的手下），我没看清楚，用手轻轻按住我们的箱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于是我们一路很顺利到了北京。”
“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实是很害怕的。”王鲁云回忆到此仍心有余悸，“那天北京的街灯很暗。是一个大冷的天，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
那天到了宾馆，王鲁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在宾馆，她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也见到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
“我请他们吃饭，还从友谊商店买了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时在北京，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我给每个人都送了一兜。他们以前可都是将军、司令、大指挥官啊！现在他们统一穿着‘人民装’，拿着我送的礼物，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很是感慨。”
王鲁云当时见到父亲又心疼又难过，但她又不想让父亲看出来，她努力忍着。“爹爹……”她叫了一声。王耀武应声，依然是一口山东泰安口音。
“我淌眼泪了。父亲问哥哥好吗，妈妈好吗，我当然说好了。当时我已生下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就问没有生男孩，公公婆婆没把你怎样吧，还问我的小女儿好吗，我当然都说好。”
当时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在黄惠珍的记忆中，那一次“讲话都是悄悄地，室内光线也不足，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很暗，脸色也暗，声音低沉”。但王鲁云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她心里颇感安慰。
说到母亲郑宜兰，王鲁云说母亲后来与父亲离了婚。
“离婚是母亲提出的，是为了让父亲能在北京找一个人伺候他。母亲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离婚之后母亲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再未嫁人。1981年1月11日，母亲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 终年七十三岁。”
王鲁云曾撰文提到母亲郑宜兰：
父亲前半生的事业中也有母亲郑宜兰的影子，他们两人素来相敬如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级军官金屋藏娇者比比皆是，父亲却从不拈花惹草，对母亲的感情始终如一。济南城破前夕，他送走祖母、母亲和孩子们。之后，母亲带着我们九个孩子（六位兄弟和两位堂兄弟以及我本人）来到了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全家又去了中美洲，母亲终老于哥斯达黎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书刊包括互联网上流传着母亲后来同父亲的一位副官结成夫妻、背叛了父亲一类的传说，令我深感惊诧，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谣诼，我们家属已经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现在借温相先生大作出版的机会再度表明一下事情的真相，母亲郑宜兰在离开祖国之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情，她对父亲的思念一如既往，没有更改，只不过因为主客观原因，以至于他们始终未能聚首，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1966年冬，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王耀武与北京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结婚。
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享年六十四岁。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王耀武、溥仪、廖耀湘三人补开了追悼会，骨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王鲁云说，她准备将来在八宝山申请一个单独的墓地，安放父亲的英灵。
我们是父母的延续
有资料记载，王耀武育有四子两女。此次香港之行，王鲁云亲口对笔者证实，王耀武其实育有六子一女。
“父亲总共有六个男孩子，现在已经有三个不在了，其他三个全在哥斯达黎加，和当地女子结婚，他们的孩子以当医生的为多，都不太会说中文，对中国也没有太多印象。我相信如果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他们会这样在中美洲永远居住下去。
“父亲晚年曾致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惜乎早逝，未能贡献良多。所幸我们目前尚能为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的经济良性互动略尽绵薄之力，或可弥补父亲的遗憾。”
晚年的王鲁云，依然优雅美丽，她为我们展示了王耀武后人的风采。
王鲁云的丈夫黄振辉是一位富有远见与开拓性并很有商业头脑的建筑师。夫妻两人经过多年经营，为家族留下了香港首个、并且至今仍为最大的低密度环保住宅式洋房群地产——“锦绣花园”，以及另一个颇为壮观的高档大型地产——“康乐园”。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也是王耀武后人中唯一留在香港，但与大陆有多方联系，关心热爱中华文化的子女。她近年致力于教育事业——目前已设立两种国际奖学金：其一是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的“王耀武将军奖学金”，优先颁给大陆学生，其次再考虑香港、台湾的学生，获奖者中就有一个来自青岛的林粼，她给王鲁云写过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其二是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设立的黄振辉奖学金、黄振辉研究生奖学金。无独有偶，王鲁云的女儿黄惠琪也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奖学金。
王耀武生于山东泰安，又曾出任国民党山东省军政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对于山东，他有一种深厚的历史联系。同样，王耀武的女儿与外孙女们也与山东有很多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王耀武的大外孙女黄惠珍。她是山东省政协委员，现在已开始了第二届的任期。黄惠珍在政协会上提过多个提案，其中一个是有关官员喝酒太多的提案，现在已证明是适时之作。还有一个提案与教育有关。未来她有可能做一个关于建立展示王耀武抗日救国形象的纪念馆的提案。此外，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她与内地企业联手，在山东莱州有大量的建设投资。
王耀武的五个外孙女个个气质不凡，她们有着平和而坚毅的神情，身上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让人不能不联想到王耀武血缘的传递。
排行第二的黄惠琪是一位物理学博士，香港俊业资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家族公司，实力不容小觑。
排行第三的黄惠君是香港弘立书院主席，举手投足中书卷气尤为浓郁。
排行第四的黄惠菁是一位心理学家，现在正在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内地女性到香港当妈妈的话题。
排行第五的黄惠婷目前在韩国生活，也是一位优秀的学子，在我们采访期间她打来了国际长途。
五朵金花育有子女多人，王鲁云女士可谓子孙满堂，幸福美满。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的就有十二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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