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口述：维钧和我终于在中国大使馆完婚　朗读：王柳　朱永盛

严幼韵口述：维钧和我终于在中国大使馆完婚 在经历了繁忙的第一段婚姻生活和在恐怖的战争年代失去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之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搬到美国，终于回归了正常生活。 1949至1959年，对于严幼韵来说是硕果累累的十年，家人都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毕业、订婚、结婚。严幼韵也即将开始第二段婚姻生活。 1958年，严幼韵与顾维钧结婚。顾维钧是民国第一外交家，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45年6月，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67年，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1985年11月14日逝世，享年98岁。 顾维钧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在严幼韵口述的《109个春天：我的故事》中，有这样的记载： 至于我自己，我和顾维钧打算只要他办完离婚手续就立刻结婚。在美国期间，无论生活如何沉浮，他一直在支持我。 尽管他和妻子蕙兰已经分居快要二十年了，但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拒绝在他退休之前离婚。维钧1956年卸任驻美国大使一职，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不过基本只是个荣誉头衔。（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退驻台湾，但是依然得到美国的承认。） 后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徐谟在任期还差一年时去世，维钧被推举接替他。幸运的是蕙兰已经签署了离婚文件，因为她肯定喜欢国际法院法官夫人的头衔！ 1959年9月3日，维钧和我终于在墨西哥城中国大使馆完婚，何凤山大使主持了婚礼。之后我返回纽约准备联合国大会，大会结束之后从联合国退休。 1960年，维钧和我乘坐玛丽女王号游轮前往欧洲，在巴黎的柯瑞林酒店（Hotel Crillon）逗留了一个星期，之后前往海牙。 在海牙的日子很愉快，但也有些单调。总体来说法庭同事间的交往是非常正式的。 我记得刚到海牙时去拜访了所有法官的夫人。后来她们也都一一回访，我用下午茶招待她们。其中我最亲密的朋友都是会讲英语的法官夫人：澳大利亚的斯彭德（Spender）夫人、埃及的巴达维（Badavi）夫人、日本的田中夫人和美国的哈克沃斯（Hackworth）夫人。泰国的巴卡迪（Bhakdi）大使夫妇性格开朗，尤其友好。我们经常受邀去他们的大使馆拜访，他们也经常到我们家做客。 维钧早晨去办公，中午回来吃午饭。结束一天工作后他再步行从法庭回家。他一生都坚持步行。维钧总是在工作，办公桌上是成堆的文件。一次，同事珀西·斯彭德（Percy Spender）爵士问他，“你怎么从不外出？去看个电影！” 我感觉在整个荷兰期间从未看过任何一场电影。除了官方活动之外我们几乎从不外出。 放假期间维钧和我飞往奥地利的基兹布赫，看薛杰和雪兰滑雪。一天维钧出去散步，买了件滑雪衫，很快我们两个就踩着滑雪板在滑道上了！ 法庭休庭期间维钧和我通常会在纽约安顿下来，住在西72街一家舒适的公寓式酒店奥考特（Hotel Olcott）。公寓共有两间卧室、完备的厨房，还有给福根使用的佣人房间和卫生间，几乎占据了整个楼层。我们经常在那里打麻将。酒店临近中央公园，维钧每天会去那里散步四公里。 那年夏天我们去威尼斯海滨度假地消夏，中国驻意大利公使于焌吉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上述所有活动听起来很丰富，但是在海牙我和维钧还是有大段时间无人陪伴。 荷兰人有些保守，不怎么友好，我在荷兰期间从未到荷兰人家中做客。 我们1966年夏天就退掉了海牙的房子，搬回了纽约。我在公园大道 1060号租了一套公寓。那年秋天，我让福根照顾维钧，自己前往香港潘振坤和郭华德家住了一段时间，并且买了一些新家具，因为我把大部分旧家具都留在了海牙。经过多年漂泊，我渴望最后可以有一个安定的家。 从海牙返回纽约一年之后，维钧和我搬到了公园大道1185号的一栋公寓，现在我依然住在这里。经历了每隔数年就要搬迁一次的生活后终于能够安定下来了，我们都很高兴。许多家人和朋友都住在纽约，我相信接下来的岁月会是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雪兰和茜恩拍摄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那些日子。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可以更好地用照片讲故事了。 我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而且我相信在我的关心下维钧会活得滋润。虽然退休后仍担任台湾当局的资政，但这是维钧生平第一次没有公务在身。不过维钧仍然非常忙碌。他一周五天、每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采访者的采访。此项目从1958年开始，历时数年，最终他完成了长达十三卷的口述史项目。为此他还花了大量时间为采访做准备，温习日记和相关文件。 维钧是个生活很规律的人，回到纽约后也一直保持着多年来的习惯。起床后先喝一杯热柠檬水，然后做运动，有条不紊地锻炼手臂、腿和背部。自从在韦尔小镇滑雪摔伤肩膀之后，医生一直怀疑维钧是否能够完全复原。维钧采纳了医生推荐的一种新型锻炼方法，用手指沿着门逐步上行，最终他的手臂可以完全伸开了。直到今天我的门上还留有他的手指留下的印记。 锻炼之后维钧开始阅读《纽约时报》。九点半左右开始用早餐。早餐是他的正餐，非常丰盛。客人们对此印象深刻，以至于他两个版本的中文传记中都有描述！这个时候我已经起床了。他用早餐的时候我坐在旁边，阅读邮件、打电话。早餐大约持续一个半小时，因为他吃得很慢。多年前有人推荐他“细嚼慢咽”，每一口饭都要嚼28次。维钧总是喜欢追随最新的健康潮流，而且终生都严格遵循其中的一些习惯。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向维钧推荐了自己的锻炼方法，维钧还严格按照1935年出版的一本书《不戴眼镜视力好》（Better Eyesight Without Glasses）中的描述做眼保健操。每当我想要嘲笑他的时候，就会记起他看报纸从来不需要眼镜。 维钧在用餐的时候会在餐厅的电视机上观看录制的一部中国电影《香妃》（The Emperor’s Consort）。长长的故事结束之后，维钧便从头再看。 两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一位提问，一位记录）上午11点钟到达，和维钧一起工作到下午两点。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他会喝点汤，吃点饼干或者面包，然后睡一觉。醒来后出去散步，三四公里。维钧喜欢在中央公园散步，但是他遭遇两次抢劫之后我便坚持让他在公园外的人行道上散步。 晚餐时不管是否有客人，维钧通常都吃得很少，每样东西只吃一点。 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们回到各自卧室。我会在他房间里放一杯阿华田和一些饼干或小甜饼，并开着走廊的灯以示提醒。维钧三四点钟醒来看到灯光便会记起要用点心，他边读书边吃东西，大约一个小时后熄灭灯。我半夜醒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已经用过了点心。 维钧有充分的独处时间阅读、思考、做口述史研究。 1976年，口述史最终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洛氏纪念图书馆（Low Memorial Library）举行了庆典。 我的三个女儿都住在纽约或者纽约附近，经常来探望我和维钧。看到她们事业蒸蒸日上、孩子们茁壮成长真是其乐融融。 我和维钧经常和孩子们一起旅行，每年全家人至少去度假胜地团聚一次。 雪兰、茜恩和她们的丈夫都迷恋滑雪，因此我和维钧有好几年的圣诞节都是在科罗拉多州韦尔小镇（Vail）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有一年，两家的大人孩子都得了流感，好几天我都忙着给病人煮粥、下面条。 第一次去韦尔小镇的时候，我们劝维钧少喝点酒，毕竟那里较高的海拔会增强酒力，但维钧对此嗤之以鼻。他的信条就是“没有酒的日子就没有阳光”。一次他独自喝了半瓶酒，其他家人都不喝酒。回来后他帽子也没摘，大衣也没脱，回到房间倒头便睡了一天一夜！ 有一天在韦尔，维钧穿上雪橇在等教练的时候，向附近的一条河谷滑去。想要停下的时候摔倒了，肩膀受了伤以致他连手臂都抬不起来了。 后来我们就去海滨度假了。我们去过几次波多黎各的卡尔比希尔顿酒店（Caribe Hilton）和多拉多度假村（Dorado Beach）。维钧在那里享受大海和沙滩，每天晚上则在赌场轮盘赌桌上实践自己的“战术”。 我一直很喜欢举办或者参加大型派对，我为维钧也举办过多次。维钧的生日是我们的年度盛事。 在维钧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朋友们越发重要起来。口述史项目结束之后，他似乎有些无所适从，越来越茫然、健忘。于是我用麻将来填补空白，一周玩三四次。有时候我们只有一桌，赌注也很小，每手三美元左右。有时候宾客众多，甚至有五桌人同时打麻将。不管人数多少都是遵循同样的惯例。下午三点半左右开始，先用些茶水点心，大约晚上十一点结束，中间吃晚饭休息。维钧非常期待这些活动。打麻将的时候他又恢复了生气，兴致勃勃地开些小玩笑。 1973年穆怀明来到了美国，开始为我工作。一年后，他的第二任妻子艾米也从台湾来到这里，在我和茜恩家做兼职。又过了一年多，艾米怀孕了。1976年8月8日，艾米的女儿丽莎出生了。（1980年开始艾米成了我的专职管家。） 丽莎一出生我们就感到欢欣鼓舞。艾米去茜恩家时我就整日照顾她，我们都非常疼爱她。她的摇篮就在我床边，我哄她睡觉，给她唱摇篮曲。她是个活泼的宝宝，为我们的生活增色不少。 1985年11月14日，维钧平静地离去了。那是深夜，维钧边在我的浴缸里洗澡，边和我讨论第二天邀请哪些客人来打麻将。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没有听到回答，走进浴室发现他蜷缩在浴垫上，好像睡熟了。 我的生活一直以维钧为中心，因此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悲伤、空虚。不过，想到在二十五年多的婚姻里我为维钧营造的幸福生活，又感到少许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