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
实际我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
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
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
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
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
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
我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念到轻时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诗句的余味继续蔓延，真正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音放大而不失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实际情景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手，可是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
一趟趟驶向历史深入的火车，把中学生送到山上和乡下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
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
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
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身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小姑娘坐在怒放的桃花树上，脸比桃花艳。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糖。
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能写得韵味十足。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
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郭路生诗的笔记本丢失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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