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你有没有发现，不少人活得非常容易担忧让别人感到不便，我是说，在这个外向的年代，那么多交际、出位和冒犯天天发生，但挺多人总是无缘无故地担心，自己给别人带来了麻烦，或者惹人反感，然后被这种念头折磨。
你身边总有这样几个人，他们客气而有分寸，充满试探，我甚至发现，在你所不知道的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他们会为一件你根本没有注意到的事而忐忑、沮丧很久。比如，像一位读者昨天说的，因为在宿舍里弄出了挺大的响动而偷偷难过半天，怕吵到了室友。
在“礼貌”和“距离感”得到强调的时候，人们只要保持起码的礼貌，就不用怕冒犯别人，而如今，这个年代，礼貌和距离感是不那么受欢迎的东西，表面的热烈和自来熟变成常态，“礼貌”的防护消失了，我们反倒不得不调动所有的神经来辨识界线在哪。
问题是，这让我们的神经更加敏感而紧张了——敏感正是孤独的原因。我经常想，一个随时都在害怕自己触犯了别人的人，心里该有多么重的孤独感，那种孤独感几乎是绝望而没有出路的——戴着平静的面具与人相处，自己的忐忑只能在面具内汹涌杀戮，任何表达热烈的渴望因为恐惧而生生自己消化，伤害都在心里。
这篇文章，是周嘉宁写了她的奶奶。这是非常私人的记忆，但却戳中了我的这种感受。一个老人，面对家人，被“生怕触犯他们”的界限围困在自己的世界里。要知道，你对自己周围的人的爱越是强烈，这种因为害怕触犯而不敢表达爱的痛苦就越深。在他人无知无感的时候，这种痛苦折磨着自己，好可怕的世界。
去帮助你身边那个小心翼翼的的人吧。他们往往极端温柔、极端善良。
孤独到身体里的橡皮筋也松掉
作者：周嘉宁
一
现在想来，我奶奶用了近乎二十年的时间来接受死亡。
我爷爷去世的事情，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晰了。是我小学二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早晨我还在睡觉，只觉得大人们始终在楼梯上走动，也没有人来叫我，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自己起床，坐在院子里等待，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然后爸爸找到我，叫我去跟爷爷说声再见。我心里对死亡没有什么明确的感知，只是随着他走去亭子间，那儿挤了很多人，爸爸把我推搡着弄到床边，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快点。于是我嘟囔出一句，阿爷，再会。我想他已经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有种感觉，我的爸爸并不想告诉我真相，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想保护我，在我与残酷的事情之间，暂时遮挡一下。于是我很乖巧地假装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下楼，独自吃早饭，走路去家隔壁的学校上课，像平常一样。大概是我假装得太好了，我甚至都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悲伤。
我不知道人在面对第一次死亡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是否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反正我之后，每次面对亲人的死亡，都会采用假装不知道的回避态度。假装不知道蒙蔽掉了所有的伤感，和那些应该会掉下来的眼泪。
现在我依稀还是记得些爷爷的模样，毕竟他的黑白照片在之后的很多年间，都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春天时旁边插几枝迎春，冬天则是几株腊梅。他活着的时候，常穿中山装，口袋里有时候会摸出颗樟脑丸来。最后他是因为肺癌死的，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很奇怪，他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还都要喝上一杯人参茶。
不过我却几乎想不起来奶奶与他在一起时的模样。仿佛自我有记忆开始，奶奶就已经是一个人的了。
二
上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有过一场很严重的肝炎流行病，因为毛蚶而起，那年据说病死了很多人，有点像2003年非典时的情形。所以在我成年之前的记忆来，我从未见过毛蚶这种食物，只听亲戚们描述当年吃毛蚶时喷香的场景。在水里抄一把捞起来，带着血水呢，蘸一蘸撒了葱姜的醋，一人都能吃掉一锅。只是从那年之后，我们家里再也没有碰过毛蚶，与许多其他的上海人家一样。
我的奶奶没有逃过那劫，大概是在末尾的时候，传染上了肝炎。那应该是在爷爷去世以后不久，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场病会不会消解掉一些她失去丈夫的痛苦。我去医院看望过她几次，只记得回来以后被要求反复洗手，才能上桌吃饭。
等她出院以后，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吃饭。我说的不再，是从此以后，直到她在2007年冬天去世，都没有再与我们一起吃过饭。
刚开始，她还与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不过是用自己的碗筷，坐得远远的，让爸爸夹菜给她，绝对不直接碰桌上的食物。那时候，她变得非常小心翼翼，脸上常常带着种惊恐的表情，像是病菌已经长期在她的身体里种下来，再也不离开。她是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总是提醒旁人她得过肝炎，也唯恐把病再传染给了他人。她甚至不太愿意让我坐她坐过的椅子，那也是一把专门的椅子，她每天坐在上面看报纸，等到傍晚四点钟，她会站起身来，先把整栋楼的楼梯全部都拖一遍，再拎着一只铅桶，去弄堂里捡垃圾。她捡垃圾也不为了卖钱，而是真的把地上的脏东西都捡起来，分几次去隔壁弄堂的垃圾桶里扔掉。
其实我至今都不太理解她，有时候比较起自己来，难免觉得她心里并没有遗传到我这儿，也或许有，只是用了另外的方式。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