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雪兔靳
靳东先生1998-2015各类角色研究综述（十）
2015-11-25 23:26
尾声
（一）浅谈靳先生的悲观主义精神
“你要读懂我的作品，首先要懂得我的悲悯。”
这是靳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曹禺先生所说过的一句话，我以为用在靳先生自己身上，也完全贴合。
先生说自己是一个有点悲观主义的人。纵览先生的作品，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五直接出现角色死亡，百分之八十最后结局惨淡、家破人亡或痛失所爱，而他的角色几乎百分之百遭际艰难、命途坎坷，生命中充满悲剧性的因素。先生甚至曾经说过，假使有一天如果条件合适，他不介意接喜剧，但一定是能让大家在笑中落泪的喜剧。
我简直不能更理解这种悲观精神了。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不悲不可以为文，这是我看中华五千年文学史得出的最深的感慨。五千年的锦绣文章，没有一篇不是鲜血和眼泪所织就。甚至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尼采曾说，诗人吟诗和母鸡下蛋都是同一个道理——痛苦使然。
我自己也时常写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心情悲伤的时候才能写出好文章。没有什么事情刺激我，让我平白无故地写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就像我从小就写不好考场上的命题作文。其实包括这次为先生写这篇综述，都是在受到某种刺激的情况下，“发愤著述”的结果。
为什么创作需要一定的痛苦呢？因为痛苦一方面使人清醒，逼迫人思考，敦促人反思。悲剧往往让人印象更加深刻，悲伤的力量永远比快乐更加震撼。另一方面，痛苦使人获得激情。痛苦让人变得专注、勇敢，让人敢为常态之下所不敢为、敢想往日之中所不敢想，痛苦能调动人生理和心理的全部潜能，让人在绝境之中反而迸发出更大的力量。
先生说，演员非常近似于作家。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艺术无界限。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殊途同源，这也是我一个影视门外汉敢于觍颜以文学之理去解构影视艺术的根据之所在。
好文章都是饱含痛苦的，好角色也一样。先生的角色无一不是饱含痛苦创作出来。而事实也证明，最打动人心，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那几个经典角色，无一不是痛苦到了极致。在黑天风雪中走丢的一郎，在伊拉克战场上失了魂魄的志雄，在无人理解、不胜凄寒的高处隐病藏痛只身推行改革的凌远，在最漆黑最血腥最寂静最无望的战场上含羞忍耻、踽踽独行的明楼……他们或者悲惨，或者悲哀，或者悲凉，或者悲壮，却正因其悲之切，痛之深，伤之绝，哀之至，才分外叫人为之扼腕顿足，仰天长叹。
然而仅仅有痛苦，并不足以写出流传千古的文章，也不足以创造出家喻户晓的角色。
先生说“悲悯”。
痛苦是悲，深情是悯。
文人立足于世的，是情怀。心地温柔才有情深，情深才能察物体人。《红楼梦》中当宝玉看到黛玉葬花之时，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试想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这种情感的共振，对他人他物这样入情入境、贴心贴肺的悯怀，以我入他人、以佛入罗刹、以花叶观三千世界的灵台状，正是文人最深刻的情怀。
先生是深情之人。
最典型的表现莫过明楼。看过张勇老师原版《伪装者》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明楼在原著里是一个操控全局、运筹帷幄却能将身边所有人都视为棋子甚至不惜拿家人性命做赌注的一个近似于冷血残酷的上位者。这样一个人倒是真不负他“毒蛇”的名号，但是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成为大家如此喜爱的“蟒蟒”。
是先生的深情，赋予了明楼最珍贵的人性。他将阿诚从原著一个平面化的“司机”“仆人”，拔高到明楼的高级助手、革命战友、精神依靠，他把明楼伪装面具下的痛苦、纠结、挣扎、彷徨、恐惧，通过阿诚这个最坚实可信的渠道，尽可能地宣泄出来；他对小弟不再是极尽利用，而是患得患失、想尽一切办法挽救的同时又敦促他成长；他对姐姐不再是虚与委蛇，姐弟俩的每一次碰撞下分明都隐藏着他深深的无奈与无限的怜惜……
先生是一个有着那么丰富的情感、那么温暖柔软的人。他曾描述过大学时光中一个极其安宁美好的画面——他躺在床铺上看着窗外的爬山虎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而壁虎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他一面有点害怕壁虎掉下来掉在脸上，一面终究安然入眠。
先生深爱自己的家人，谈起夫人和孩子满眼都是温柔宠溺，谈到姐姐妹妹是“从没说过一个不字”，谈起父母是“挨过无数打却从不曾违逆过一次父母之言”。
我想这样深情的人，才懂悲悯，
悲观主义是一种深刻的情怀。靳先生的悲观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那种消极思想，而是他倾注到生活与生命、作品与角色里，最温柔的悲悯。
之所以无法释怀，不是因为有着难以忘却的恨，而是因为有着不能割舍的爱。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二）靳先生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位网友的留言启发了我。她当时在同我讨论荣石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矛盾，她认为荣石是先生理想主义的一个集中体现，荣石身上寄托着先生许多想而不能的东西，而这并不同于以往先生所强调的现实主义。
我这几天认真想了想，希望能就这个问题说清楚我自己的一点见解。
先生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丝毫不矛盾。
了不起的人物通常都有一些叫人觉得不可思议、看似矛盾复杂的特点。比如我视若神明的季汉丞相诸葛武侯。他是一个最务实的人，他的执政理念一向是最讲究效率、实在，而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也要求他必须务实，他推行的屯田养兵、少数民族边疆自治、修缮都江堰开采矿井等等政策，无一不是将效率最大化推到极致。但如此务实的一个人，他却有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最遥不可及的一个政治理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丞相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人。他是如此的聪明，以至于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他不是不知道天下局势是在如何变化，不是不知道那个理想有多么遥不可及，不是不知道为了坚持它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是个最理性最务实的人，却有着最感性最浪漫的理想。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很喜爱的一部同人作品里有这样一句话：“卡农是世界上最理智的音乐，一般有多个声部，声部之间有着严格的规律，每个声部必须相隔一定时间严格模仿前面的声部，它们追逐交响，但永不重叠，直到最后一小节，最后一个和弦，才能真正融为一处。但是你看，最理智最科学的音乐，也可以有最丰富最激烈的情感。”
最理智最科学的音乐，也可以有最丰富最激烈的情感。
我想先生和丞相，都是用最科学最理智的音符、和弦与声部，合奏出来的最激烈最丰富的交响乐。
先生的理想是什么呢？他说，我没有理想。其实他的理想是不能说、不必说、也说不了的。
先生想要创造最打动人心、独一无二的角色，哪怕有一天山也崩地也裂，江也枯海也竭，他的角色仍然能留存在世上，照亮每一个孤寂脆弱的灵魂。
先生想要演最精彩的戏，过最充实的人生。
先生想承先贤之志，担这个行当的良知。
先生想永不违心。
他有最好的条件，最雄厚的资本，有过无数次极好的机会，明明可以走最快的捷径。但他终究选择了最泥泞、最坎坷、最前途莫测的一条路。
“我很执拗地、固执地往我想要的这条路上在迈进，不管快慢不管早晚，不管快乐还是悲伤，不管是遍体鳞伤还是昂扬阔步，都会坚定不移地迈进，任何人也阻拦不了我——有人说这叫作‘理想主义’。”
那么先生的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呢？
理想主义是先生所仰望的星空，现实主义是先生足下的土地。
先生是个很浪漫很具情怀的人，但是先生的理想不是空想，他有着最踏实的实现方式。他无数次强调，中央戏剧学院给他的教育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他坚持用现实主义手法演绎角色，甚至规划人生。
他用的是体验派的表演方式，体验派需要演员要进入角色，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在角色的生活环境中,和角色完全一样正确地、合乎逻辑地、有顺序地、像活生生的人那样地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动作”。要完成这一点，首先要求的就是这个角色必须可信。先生为什么一再强调剧本要有现实依据呢，其实这就与他的表现手法有关，他必须找到自身与角色一些紧密的联系点，让自己相信自己就活在这个角色的环境里，才能演绎得真实、动人。
没有现实立足之地的理想是空想，那是堂吉诃德式荒唐的梦。而没有理想寄托的现实是行尸走肉，是泯于茫茫浮尘中的悲哀驱壳。先生踏踏实实俯首耕耘于泥土地里，没有被困在梦中；亦未在现实的尘土中迷了双眼丢了本心，只因他时刻不忘仰望星空。
他用最科学最理智的态度，奏出了最激烈最深情的乐章。
结语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丹心画不成。
起初做这篇综述，确是借了一股悍勇之气，颇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谁知下笔之后才发现，竟是越写越难，越写越觉自己识浅力弱，越写越觉得写不出先生的风采和神韵。
如今才知画不成丹心的难。
但我想，再如何的幼稚、浅薄、狂妄、鄙陋，这洋洋数万字，毕竟是我对先生的一片丹心，纵然画出来再如何万分的不像，至少也有那一分的可怜。
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是苍白的，最深刻的情感永远只能藏在心里。这份文字与其说是写给先生，不如说是写给我自己，用以纪念我愚拙痴傻的一段小小情深，
我只愿自己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最安静的陪伴，给先生最长情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