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的母亲

​"有病"的母亲 作者：宋词 门开了，母亲立在门口，笑盈盈地站着，旧旅行包放在脚边，鼓鼓的，里面满是茄子、豆角、黄瓜。 孩子欢鸟一样跑出去，她仍不进来，我知道，是因为那两腿的泥。 母亲从老家来，需要先走十几里土路才能搭上乡里的公交车。为此，她总是天不亮就出发，碰上雨天，便只好后半夜就走。雨天泥泞，人还多，往往只能站着。六十岁的母亲就这样站着，两腿泡在泥里，赶两个小时车来城里看孩子。 每周，母亲都要出这样一趟远门，来照顾自己的孙女。 1 母亲来城里帮我看望孙儿，父亲心头暗喜，这话是有根据的。 商定此事的当天下午，我陪父亲去地里收胡萝卜。我端坐牛车，在缓慢悠长的车轱辘声里，看着夕阳欲落，绿油油的小麦苗上镀了一层金黄的余晖；想着风烛残年的父母为了孩子们即将分离。 这时，却见父亲轻挥牛鞭，在夕阳里眯起眼睛，随着车的颠簸晃荡着脑袋，不一会儿，竟悠闲愉悦地轻唱起来：“乌苏里江水长又长……” 可母亲并不这么看。 她觉得父亲没了自己的照顾，这五天里不知道要受多少苦，这甚至愁得她时常茶饭不思、唉声叹气。于是，每到周五下午，她就匆匆赶回家去，朝父亲唠叨一番，或者干脆吼他一顿，周一早晨再匆匆赶回来。 周末两天，家里地里，洗衣做饭，她一如既往，手里一刻也不闲。当然，父亲的很多“创新”也被她扼杀，一切务求原样。因为她觉着，她安排下的一切才最适合父亲。 母亲“有病”。这话也是父亲说的。 ● ● ● 母亲身体其实挺好。因为常年劳动，胳膊腿比我还有力气，头脑也灵光，分说具体事务，复述井井有条；如遇数字，更是计算得毫厘不爽。 母亲的“病”，主要在性格——无比强烈的“照顾欲”——她要照顾一切人，让所有人都听从她的安排。落后或者冒进，都是不行的。如有违反必定获罪。获罪之后，就要挨“说”。 别人嗜烟嗜酒，还有人嗜打牌嗜看电视，母亲嗜“说”。大声地说，快速地说，厉声呵斥，喋喋不休——兼之暴躁易怒，性烈如火；兼之面沉似水，皱纹堆磊。于是乎，父亲的苦头就来了。因为普天之下，唯有他无处躲藏。 年深日久，即便身处无休无尽的声浪中，父亲依旧可以稳如泰山，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若声调陡然而起，或猝然相对，父亲也会一阵心旌摇荡。但他多半会卡住，急涨了脸，然后扔下一句：“有病！” 有时候，父亲看上去很痛苦，也会向我嘟哝一两句，甚至说出“早晚得死在她手里”之类的话来。我起初很心惊，很快又释然——我知道这也无妨。事实也验证了我的预见——父母亲自己吵吵可以，父亲绝对不允许别人嫌弃了母亲。即使在他，也只在气头上这样说说，过后还是对母亲很忍让。 于是，我决定采取跟父亲相同的原则。母亲还没来之前，我就给妻打了预防针，明告她母亲脾气难处。但有一条，无论怎样，不要当面顶撞。 妻后来多次问我，为何要这般忍让母亲，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我答说，我想给母亲一个比别人都幸福的晚年，即使她脾气再不好。因为她的前半生，就是那般度过的。 2 母亲生在一个七口之家。姥爷十三岁去青岛的日本工厂里当童工，受尽欺凌，后来回村里挎着篮子卖馍馍。一辈子吃苦受累，姥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甭管吃糠咽菜，只要勒紧裤腰带，在人前一样赛（好）。” 这个抽烟喝酒暴脾气的穷汉，却娶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姥娘是李家大地主最小的女儿，她娘死得早。日本鬼子一来，老地主是读书人，讲究气节，喝一碗盐卤也死了。母亲打从记事起，就奇怪我的姥娘从不回娘家。别人过节，姥娘就带着她和小舅去十字路口烧一刀黄裱纸，然后闷在家里哭。 六十年代，食堂里的饭开始不满碗，就连我姥娘这种小脚女人也要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下工，姥娘发现家里木制的房门被人扛开，老铜锁丢在一边，屋里半口袋豆子和缸里的米面早已不翼而飞——那些物资可是这个七口之家半年的口粮！姥娘眼前一晃，当场晕倒在地，苏醒过来后就瘫了。 那年，母亲十岁，小舅八岁。当时，大舅在外地求学。两个姨已经嫁人，母亲虽小，却已成为实际上的女主人。 我曾无数次设想当时的情景。母亲话虽多，但对于那段时日却从来不提。问得急了，就回我句：“总得活呗。” 瘫痪后的姥娘全身抽成一个大粽子，整个身体缩成球形。大小便时，只能靠母亲用肩膀把她支起来递过盆子，一旦弄脏了被子，暴脾气的姥爷就打姥娘，吓得母亲哇哇大哭。 母亲睡觉不脱衣服，就斜靠在姥娘脚边打个小盹，不到半个小时，姥娘就喊：“硌死我了，硌死我了……”母亲就把她推过去，翻个身，让她用另一面躺。如此周而复始。姥娘像一只四脚朝天的龟，母亲也无能为力。 这样过了半年，这个十岁的小女孩脸色蜡黄，走路打晃。叔叔去找姥爷：“小妮快被这瘫子累煞（累死）了，不行把她送到盐窝公社去，说看病公家给报销百分之七十哩。这每顿半斤的病号饭口粮补贴，管啥来？” 可被姥爷一句话就顶到南墙上：“甭给国家添麻烦了！活人都饿死，还管瘫子？”确实，姥娘家对门五口人，就是在这饥荒岁月，全家饿死。 ● ● ● 当时小舅吃黄须菜（黄河口地区一种野菜）团子当主食，大便不成形，光拉绿水，脱肛掉下来一巴掌长。母亲听说受热能见好，用烤热的鞋底给他往上托，姐弟两个抱着头哭。 日子过得母亲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到和平街福寿村去找她大姨哭。我的姨姥娘求爷告奶，找来一个神嬷嬷（民间巫医），据说能抓鬼，也能治点儿病。那神嬷嬷采用了一个偏方，大锅烧开水，把姥娘放在两条拼起来的木凳上蒸，身上盖几床厚棉被。大黄盆盛了热水放凳下，凉了就换。那浓浓的蒸汽像今天的桑拿，让她发一身透汗。本来说蒸七天就好，可是三天头上那神嬷嬷家里来信儿，说上头搜捕迷信活动，他抛下病人就匆匆走了。 没想到就这三天后，姥娘竟能坐起来了，右手也恢复了活动。在往后漫长的四十二年里，她就靠着这只右手，自己坐起来穿衣吃饭，拖一个蒲团，在地上挪动。 姥娘就这样一直活到八十七岁，她去世的时候，母亲已经五十二岁了。 3 从姥娘瘫痪那一年开始，母亲的人生就彻底转向了。 当时，姥爷要去生产队上工，挣不到工分就没法养活她们母女。母亲的书只念到小学一年级上册，下册发下来后就再没派上用场。但就在那半年的学生生涯中，她从来都是满分。所以，后来我考了第一她也总是不屑：“第一算什么，要满分才行。” 失学的母亲一个人仍然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各中事务。姐弟两人抬一口大木梢（大号木头水桶）去井里提水，把粮食抬到石碾子上去推。她的手刚刚够到磨杠，小舅太矮了，还够不到，只能在身后推姐姐的腰。 十岁就当了家的母亲，每天细数着手中的几张毛票，打油买盐过日子——她的算数大概就是在那时练出来的——这是我们村人人都知道的她的“绝技”，几斤几两几分几厘，张口就来，比计算器快。 小时候我觉得母亲很神奇，不要说生存所需的所有活计，就是那些花样翻新的吃食和飞针走线的女红，她都游刃有余。 空闲的夜晚，母亲便熬夜纺线，纺车蝇子一样嗡嗡，线穗子一个个鼓起来。导到线拐子上，染成红绿蓝色，就去后邻胖婶家牵布，回来上织布机，织成几大捆粗布，自己裁剪了再上缝纫机。 可是，母亲没有朋友，更没有游戏。“浪费时间”，她总是说。 但后来，她又说，那时小朋友们做游戏，她只能贴着墙角远远地看着。 可能是姥娘那里真得离不开人，也可能是母亲隐藏的自卑。为了掩饰这自卑，她用强硬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直到成年以后，也没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 4 十年动乱，母亲迎来了她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正值青春，风华正茂，她成为乡村里生猛的野孩子，战天斗地如鱼得水。她曾经去二姨家小住，干农活之余捡麦穗。捡麦穗又叫拾秋，并不是像作家张洁（编者注：作家，著名散文作品《拾麦穗》）写得那样浪漫，而是一项体力劳动。 生产队时期，人们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收获归公，而拾来的却都是自己的。一个麦季，母亲拾来的粮食能顶姥爷这个整劳力一年出工的两倍。当然竞争也异常激烈，拾秋的人太多了。往往一块地刚收完，大家就蜂拥围上去，如此来来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