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舒适在旧欧洲是件新鲜事

赫胥黎:舒适在旧欧洲是件新鲜事

2015-09-23    21'48''

主播: 玉裁不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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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一桩新鲜事 法国的旅店老板们把它叫作“现代化的享受”,他们说得很好。讲舒服这件事确是近代才有的,比发现蒸汽要晚,发明电报时它刚刚开始,而比发明无线电也不过早个一二十年。使自己舒服,把追求舒适作为目的这一人类能给自己提出的最有吸引力的事是现代的新鲜事物,在历史上自罗马帝国以来还从未有过。我们对于非常熟悉的事情总是认为理所当然,不去思索,好像鱼儿对待生活在里面的水一样,既不觉奇特也不觉新鲜,更不会去想一想有什么重大意义。软椅子,弹簧床,沙发,暖气,经常能洗热水澡,这些和其他使人舒服的东西已经深入到不算太富裕的英国资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里,而在三百年前就连最伟大的帝王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这件事很有趣,值得考查一下,分析一下。 首先使我们注意到的是我们的祖先生活得不舒服基本上是出于自愿。有些使人们生活舒服的东西纯粹是现代才发明出来的;在发现南美洲和橡胶树之前,就无法给车装上橡皮轮子。但就大多数来说,使我们能过得舒服的物质基础里却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在过去的三四千年里,任何时候人类都可以造出沙发、吸烟室里的软椅,也可以安装上浴室、暖气和卫生管道。实际上,在某些时代,人们也确实有过这些享受。约在公元前2000年诺色斯地方的居民就知道用卫生管道。罗马人曾发明一种复杂的用热空气取暖的系统,而一座漂亮的罗马别墅里洗澡设备的奢华和完备更是现代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那里有蒸汽浴室、按摩室、冷水池和墙上画有不甚正经的壁画(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西东尼斯·阿波里纳里斯的话)的不冷不热的晾干室;那里有舒服的床榻,你可以躺在上面和朋友聊天,等身上的汗落下去。至于公共澡堂,那就更是奢华到几乎难以想象了。罗马的哲人政治家塞尼加说过:“我们已经奢华到了在浴池里如果脚下踩不到宝石就不满意的地步了。”澡堂的大小和设备的完善也不下于它奢华的程度。罗马皇帝戴阿克里欣的澡堂里的一间浴室就曾被用来改成一座大教堂。 还可以引用许多例证来说明我们的祖先所拥有的有限手段是如何可以利用来使得生活舒服的。这些例证很清楚地说明,中古时代和现代早期的人们在生活上之所以既不讲卫生又不会舒服,并不是缺少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愿意那样,因为肮脏和不舒服适合于他们政治上、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原则和偏见。 舒适与精神生活 舒适和清洁与政治、道德、宗教又有什么关系呢?粗粗看上去,人们会说,在圈手椅和民主制度,沙发和家庭制度的松弛,热水澡和基督正统教义的衰亡之间,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但只要仔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在现代生活中对舒适的要求的增长和现代思潮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希望在本文里能说清这种关系,能阐明为什么艺术发达的15世纪的意大利王公贵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人,甚至全盛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都不可能(不是物质上而是心理上不可能)生活在罗马人会叫作像样的清洁卫生环境里,或者享受一下对我们是不可缺少的生活上的舒适。 先谈谈圈手椅和暖气。我准备说一下,这些事物只有在封建专制制度瓦解和旧式家庭和社会等级衰亡之后才可能出现。软椅子和沙发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人们可以懒洋洋地靠在上面。在一张精致的现代圈手椅上,你也只好靠着。而这种姿势是既不足显示尊严又不能表达恭敬的。要打算显得神气或者训斥下属,我们总不能躺在软软的椅子里,两脚蹬在壁炉架上,而必须坐直了,摆起架子才成。同样,要对一位夫人表示礼貌或者对尊长表示敬意,我们也不能靠在那里,就是不站起来也得挺直腰板儿坐着。在过去的人类社会里有一套等级制度,每一个人都要对下显示尊严,对上表示恭敬。在这种社会里,斜靠地坐着是绝对不可能的。路易十四在他的朝臣面前不可能这样做,而他的朝臣在他们的皇上面前也不可能这样做。只有亲临议会时,法兰西皇帝才能当众倚在御榻上。在这种场合,他要斜倚在一张名为“正大光明”的榻上,王公们坐着,大臣们站着,其他的小家伙都得跪着。讲舒服被宣布为帝王的特权。只有皇帝可以伸直了腿。我们也可以相信,这腿也会伸得非常有帝王气概。这样斜倚着,纯粹是礼仪上的需要,毫不丧失尊严。不错,在通常日子里皇帝是坐着的,但要庄严端坐;帝王的尊严是不能不保持的。(因为,说到底,帝王的尊严基本上也就是保持外表上尊严的问题。)同时朝臣们也要保持臣服的外表,或是站着,或是因为官高并是皇室近支,甚至在皇上面前也可坐在凳子上。朝廷上如此,贵族家庭里也如此。皇帝和朝臣的关系也就是绅士和他的家人,商人和他的学徒和仆人的关系。毫无例外,在上的要显示出尊严,在下的要表达出服从,以分清上下;这样谁还能不坐直了呢?就是在亲密的家庭关系里也是一样:父母像教皇和贵族一样以天赋的权力统治一切;儿女们就是臣民。我们的祖先对摩西十诫的第五诫是非常认真的——如何认真可从下一事例中看出。在伟大的加尔文以神权统治着日内瓦的时代,有一个孩子因为要打他的父母竟被当众枭首。孩子们在父母面前坐不正,也许不致有杀头之罪,但也会被认作大不敬,要遭到鞭笞、不许吃饭或关禁闭。为了没有举手到帽檐向他致敬这件小事,意大利贵族维•岗扎加就把自己的独生子踢死了;要是他的儿子竟当着他的面斜靠在椅子里会惹得他干出什么事来——这真叫人不敢想下去了。儿女不能在父母面前歪着靠着,同样,父母也不能在儿女面前歪着靠着,怕的是在有责任尊敬他们的儿女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威严。因此,我们看到,在二三百年前的欧洲社会里,从神圣罗马皇帝、法国国王到最穷的乞丐,从长须的尊长到儿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人前不端端正正地坐着。古代的家具就反映出使用它们的那个等级社会的生活习惯。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工匠有能力造出圈手椅和沙发使人坐上去和今天的产品一样舒服,但社会既是那样,他们也就不去造它了。实际上,直到16世纪,连椅子也是少见的。在那以前,椅子是权威的象征,现在委员会的委员们可以靠在椅子上,国会议员也坐得很舒服,但有权威的还是主席,或者叫作“坐在椅子上的人”——Chairman,权威还是产生于一张有象征性的椅子。中古时代只有大人物有椅子。他们旅行时要带着自己的椅子以便一刻也不离开他的外在的、看得见的权威标志。就是在今天,宝座还跟皇冠一样是皇权的象征。中古时期,就是能坐下时,平民们也只能坐在长短凳或长椅子上。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富裕的独立资产阶级的兴起,使用椅子才随便起来。买得起的就能坐椅子,但要端坐受罪;因为16世纪的椅子还是宝座式的,谁坐上去都不能不被迫采取令人受罪的有威严的姿式。直到18世纪时,老的等级制度崩溃了,才有使人舒服的家具。但就是那时,也还不能在上面随意歪着靠着。可以在上面随意让人(先是男人,随后是妇女)歪着的圈手椅和沙发是直到民主制度建立、巩固起来之后才出现的,是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起来,老规矩不存在了,妇女解放了,家庭里的限制消失了之后才出现的。 暖气和封建制度 适当的房屋供暖是现代化的享受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件事在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下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对当时的权势者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市民比贵族强。住房较小,所以他们还能暖和些。但是王公贵族和皇帝、红衣主教却要住在和自己的身份相称的宏伟壮观的殿堂里。为了证明比别人要高贵些,他们不得不置身于超乎一般大小的环境里。他们在溜冰场大小的敞厅里接见客人;他们常由大群人簇拥着穿过像阿尔卑斯山隧道那样长而多风的走廊过道,又要在恰像尼罗河的瀑布给冻结成大理石那样的楼梯上走上走下。在那种时代里,做一位大人物就要花许多时间安排豪华的芭蕾舞等表演,而这就要有宽敞的地方才能容得下演员和观众。皇宫和贵族的府邸,甚至普通的乡绅住宅,都要那么高大,这就是原因。他们就好像是巨人一样要住在十丈长、三丈高的屋子里,否则就不合身份了。真豪华,真宏伟,可又是多么冷飕飕的呀!在我们今天,靠自己的本事奋斗上来的大人物没有必要和那些天生的贵人比阔气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宁可少摆点架子而多图点舒服,住进了小一点但可以取暖的屋子。(过去的大人物在他们闲暇的时间也是这么办的;大多数古老的宫殿都有些小套房间,宫廷上的大场面结束后,宫殿的主人就退居到那里去。但是大场面往往时间拖得很长,过去的不幸的王公贵族们也就不得不摆起排场,在冰冷的殿堂里和冷风飕飕的走廊过道里度过许多时间。)有一次在芝加哥的郊区开车,有人领我去看一所房子,房主据说是全城最阔、最有势力的人。那所房子中等大小,有十五到二十间不大的房间。这很使我诧异,并想起我本人在意大利住过的那些巨大的宫殿来。(租金比在芝加哥存一辆福特汽车花的钱要少得多。)我还记得那大排大排的有通常舞厅大小的卧室,有火车站那么宽敞的客厅和宽得可以容两辆小车并排开过的楼梯。宏伟的宫殿,住在里面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是一想起二月间从阿平宁山那边刮过来的怕人的风,我又觉得芝加哥的那位阔人不去学另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国家和他同样的人那样把财富花费在排场上是有道理的了。 *原载《世界文学》1979年第6期 背景音乐 Sting《My one and only 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