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20世纪后半期，上海有点声名狼藉，说起上海人，大家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上海人在这方面也有点自卑，似乎会过日子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缺点。但是，生活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过日子。在这方面，阳奉阴违是个策略，面子上、宣传上、文化上、市政建设上高大宏伟，意思是“生活在别处”，人们无可奈何，但你总不能不让我低了头喝老鸭粉丝汤吧。只可惜的是，像张爱玲这样理直气壮信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种老生常谈，将小日子通过文章升华到不朽的文人实在不多。古代文人经常这么做，曹雪芹就是写过小日子的大师。“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庸俗不堪的蟹肉，经曹大师这么妙笔生花地一写，就成了风雅韵事。现在不同，上海人一面过着小日子，就是吃了大闸蟹，也觉得脸上无光，不好逢人就讲的。文人说起上海，言语间还要解释遮掩，总是迅速站到谴责小市民的立场。在上海一个文人要获得优越感太容易了，骂骂小市民即刻“政治正确”。其实上海只是20世纪中国迷信“生活在别处”、反生活的新文化潮流的一个典型，一头生活的替罪羊。20世纪以降，中国世界对中国经验、中国生活、中国式的过日子的自卑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的。这方面，中国20世纪的写作与生活世界之间，真的是有点名不副实。日子过的是小日子，宣传说的是丰功伟绩，我们一直是那样英勇地生活着吗？普鲁斯特何时在上海出现？或者像乔伊斯写都柏林那样写写上海，为它立一座日常生活的语言丰碑。这家伙写煎羊腰子和出恭的那一段，真是写得好。
今年春天，我再去上海，出租车从街上经过，我立即感觉到上海出现了某种过去我没感觉到的气氛，过日子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城市理直气壮地卷土重来。中国许多大城市，固然现代、时髦、高大、宏伟、宽阔了，汽车在奔驰，但生活世界的荒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那些世界最宽阔的大街上奔走了一早上，想找一家卖豆汁油饼的小店，硬是找不到，这种大街不会为小店留下一条缝的。上海自然也免不了为大形象而自我改造，外滩焕然一新、耸入云霄、雄伟洋气，但只要从南京路两侧的任何一条小街走进去，过小日子的浪潮就汹涌而来。弄堂里甚至大街上，各式各样的洗干净的衣服、被褥、乳罩、裤衩从一家家的窗子里穿在竹竿上伸进天空，朝着太阳迎风招展，洁癖者认为这种上海风景很不雅观，我却以为这才是上海的诗意，哈哈，生活的旗帜！有的电车上，售票员还在使用那种老式的售票本，没有一票通用。看着售票大姐挎着那个塞着各种价格小票的皮包在人群里穿过来，真像是置身在费里尼的一部电影中。营业了上百年的裁缝店依然在量体裁衣，与时代流行的一刀切完全不同。上海博物馆是免费的！老牌餐馆要预约定座，里面依然有上了年纪的服务生在接待客人，这种服务生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他们把伺候顾客这一行玩到了大师水平，使得许多财大气粗的小人物感到压力。我发现上海又可以无所事事地闲逛了，无数一个式样只有一件的小服装店、咖啡馆、私人菜馆刚刚开业。那把患着洁癖的热衷于凡事一刀切的现代化手术刀，在小市民顽强的生活力量面前被磨得卷起刃来，对生活世界日复一日生产着的各种“乱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开始用加法，而不是非此即彼。我听说上海对别的城市依然在围剿的小商贩也开始容忍了，真是伟大的进步！张爱玲的上海正在魂兮归来。二十年前我去上海，住在一家大众浴室。这次是住在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始建于1846年，是一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洛克式的建筑。饭店介绍说，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名人当年都在这里住过，它曾经是远东最著名的酒店。可笑的是，这只是一家三星级酒店，因为旧了所以便宜。旧就是没有档次，低档——这个时代的真理，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巴洛克风格”也不能幸免。我捡了一个大漏，享用了落地窗帘、有着路易·波拿巴时代沿袭下来的风格的高背椅、宽阔无比光线充足的卫生间、铜质的浴缸龙头以及一百五十年前用小木块拼成的原装木地板，踩上去很有弹性，发出普鲁斯特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响声。后来我到一楼去喝咖啡，味道相当好。那是我五十五岁中的一日，坐在礼查饭店的咖啡厅里，窗外是苏州桥。想起1979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二日，我们做了一件事，去找一家咖啡馆，一定要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喝上一杯。我们终于在人民公园附近找到了一家，那其实是个大众冷饮店。我们坐在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咖啡上来了，那是一杯兑了些咖啡色粉末和奶粉的浓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咖啡，味道差极了。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0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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