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在卡夫卡的布拉格（上）

【按：今天周日，读一篇不是游记的游记，诗人北岛谈卡夫卡在布拉格，他者眼光里，卡夫卡好像复活了几分钟。】 迈克（Michael）在电话里叮嘱我：“别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个篮球运动员……”果然，一出海关就看见了，他举着牌子，头在人群之上浮动。他又高又瘦，一脸疲倦而温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乐家，帮布拉格作家节接送客人。他英文差，问我会不会德文。我说不会。他说他月底要到德国演出。我问他用什么乐器。他说了个德文词，用手比画。钢琴？不。管风琴？他拼命摇头。我问他一般都在哪儿演奏。他说主要是为病人。医院？不。疗养院？他拼命摇头。但愿不是殡仪馆，我心想。我放弃了对他生活中两个重大细节的好奇心，看窗外风景。 
 这是我第四次来布拉格。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在西柏林。迈克夫妇开车从奥斯陆出发，把我捎上，再穿过东德进入捷克。过了边境，开进头一个捷克城市吃午饭。女服务员不会英文，我们用手势加俄文单词，点了可乐和匈牙利牛肉汤。一结账，我们乐了，几乎等于是免费的，头一回体会到西方游客的优越感。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的桥进入布拉格市区，天已黑了。我们把车停在繁华大街上，迈克给一个叫奥尔卡（Olga）的汉学家打电话。她丈夫说奥尔卡带孩子去乡下度假去了，欢迎我们到他家住。他是个建筑师，对布拉格了如指掌。我们晚上出去喝酒游荡，他带我们看老城广场边上的卡夫卡故居，指出在我们脚下有个巨大的矿脉。布拉格的美独一无二，特别是夜里，古老的街灯引导夜游者迷失方向。灯光下，阴影转动，回声跌宕。我恍然大悟，卡夫卡的小说竟如此真实，真实得可以触摸。 那正是“天鹅绒革命”前夕。马丁（Martin）是奥尔卡在布拉格大学的同事，也是地下文学刊物《手枪评论》（Revolver Review）的编辑。他当时正忙乎着秘密串联搞联名信，要把前国王的侄子推出来，恢复帝制。他也找我们签名，我不喜欢帝制，拒绝了。 
 四年后，《手枪评论》请《今天》在欧洲的编辑到布拉格开讨论会，还请来好管闲事的李欧梵教授。我们先在《手枪评论》编辑部开讨论会。临走头天晚上，在一个中世纪的地窖为我们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散场后，突然有天使出现，马丁介绍说，这是《手枪评论》新任总编辑。她落落大方，在我们桌旁坐下，引起中国文学的一次骚动。李欧梵脑门儿发亮，对捷克戏剧给予高度评价；张枣端着香烟，猛烈抨击美国霸权文化的入侵；我肯定也语无伦次。我琢磨，一个由美女领导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极高。若她向李欧梵约稿，必应声而至，用不着像我那样得磨破嘴皮子。 三访布拉格是一九九五年春天，我那时住巴黎，应迈克的声声呼唤自费参加布拉格作家节。迈克是纽约人，为寻找诗歌的精神家园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日子清贫不说，保守的英国诗歌界根本容不得他。他是伦敦的卡夫卡。一九九一年他创办了布拉格作家节。那时迈克在一家英国公司听差，那公司主办一年一度的布拉格国际书展，捎带着个作家节。看起来个个都是迈克的老板，颐指气使，支得他团团转。 迈克总是带我去迪斯科酒吧，大概想让我看看布拉格的年轻人，感受一下青春气息。可那音乐实在让我肝儿颤，震得连酒杯都端不稳。那时迈克正闹婚变，又受尽英国商人的气，在强光灯闪射下，他哭丧着脸。我叹了口气，管他叫“我成功的朋友”，这回把他逗乐了。他用浓重的伦敦腔骂道：“我他妈的成功？成功个屁！” 卡夫卡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于布拉格老城广场旁的一栋楼房里。他们搬了几次家，但离他的出生地都不远。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引述了卡夫卡对他说过的话：“这是我的中学，我们面对的那边的建筑是大学，左边再过去一点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一辈子”——卡夫卡用手指画了几个小圆圈——“都局限在这小圈圈里。” 
 卡夫卡出生的楼房于一八八九年毁于大火。一九　二年重建时，仅有部分保留下来。一九九五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这房子外面的墙上。作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终于被捷克共产党当局接受了，称之为“资本主义异化的革命批评家”。 
 在卡夫卡出生头一年，卡夫卡的父亲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在老城广场北边开了个小杂货铺，先零售，后批发。卡夫卡在一封未发出的给父亲的信里写道：“……而自从你让我处处害怕，对我来说店铺和你是不可分的，那就不再是个好去处了。首先让我又羞又恼的是你对雇员的方式……而你，我见识了你在店里叫喊、诅咒、大发雷霆，在某种意义上，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到哪儿都无平等可言。” 
 在另一封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你可以，比如抱怨捷克人，然后德国人，再就是犹太人，全面淘汰，最后除了你谁也剩不下。对我来说，你为莫名其妙的事大发脾气正如所有暴君把其法律建立在个人而非理性之上。” 一八八九至九三年间，卡夫卡一家搬到名叫“片刻”（At the Minute）的楼房，他的三个妹妹都出生在这儿。后来这三个妹妹都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卡夫卡上的是一所德国小学。很多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记述了他童年的一次事件： “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的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大概从未得到过的粗暴的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在给同一友人的另一封信里，卡夫卡讲述了他每天早上步行到学校的细节。 我们的厨娘，一个又小又干又瘦，尖鼻塌腮，蜡黄结实，精力充沛且傲慢的女人，每天早上领我去学校。“上学的路上，厨娘总是威胁要向老师告状，历数他在家的”罪行“。同样的威胁重复了差不多一年。他觉得去学校之路如此漫长，什么都可能发生。”学校本来就是一种恐怖，厨娘非要雪上加霜。我开始恳求，她摇头，我越是恳求越是觉得我恳求的价值更大更危险；我赖在那儿不动乞求宽恕，她拖着我走；我威胁要通过父母报复，她笑了，在这儿她是至高无上的；我抓住商店的门框基石，在得到她宽恕前不肯动。我拖着她的裙子（这也给她造成麻烦），但她一边拖着我，一边发誓告状时罪加一等。眼看晚了，圣詹姆斯（St.James）教堂的钟敲响八点，可以听见学校铃声，其他孩子开始跑，我最怕迟到，我们也跟着跑，“她告状，她不告状”这一念头纠缠着我；事实上，她从没告过状，但她总是掌握似乎在不断增长的机会（昨天没告状，而今天我肯定会的），她从未打消这主意。有时想想看，米勒娜（Milena，卡夫卡致信的友人）——在小巷她气得跳脚，一个女煤贩子常凑在旁边看热闹。米勒娜，多么愚蠢，我怎么属于你，与厨娘、威胁及无数尘埃在一起，这三十八年尘埃飞腾，落在我肺里。 某部委招待所就在老城广场附近，一九九五年来布拉格时我就住在这儿。房间还算干净，设备陈旧结实，电话最远只能打到楼下柜台，让人想到“天鹅绒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岁月。看门的老头显然是打那时候过来的，昏昏欲睡，带着过渡时期的笑容。 
 我匆匆洗漱下楼，斯坦尼斯拉夫在门厅等我。我们交流有障碍，他比划说要去哪儿哪儿，我点头说是是。我们穿过老城广场，他停住脚，悄悄说斯克沃瑞基（Josef Skvorecky）在那儿，一脸崇敬。我只知道他是捷克小说家，住在加拿大，星期四晚上和我一起朗诵。我被领到市政厅，出示请帖。一进门可傻了眼，人家全都衣冠楚楚——男的西服革履，女的长裙粉黛，只有我蓬头垢面，皮夹克牛仔裤球鞋，还扛着个大书包，像个逃难的。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上了三楼，来到大厅。市政厅是布拉格一景，可上溯到十三世纪。七百年了，经历了多少朝代多少生死。 市长大人讲话，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拿迈克的小个子开玩笑。迈克接过这个玩笑，和他刚出版的诗集《消失》（Disappearance）连在一起。消失，多好的主题，在这个呈现的时代，恐怕没多少人懂得消失的含义。旁边是他的女友、作家节副主席伏拉斯塔（Vlasta），四十来岁，热情外向。迈克提到捷克诗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今晚有纪念他的专场朗诵会。迈克讲话时昂着头，闭上眼睛，好像在缅怀消失的诗歌和死者。 我喜欢在布拉格街头闲逛。往返于招待所和剧场，必经老城广场。正值复活节前夕，露天舞台围满了游客，摊贩在推销彩蛋、传统的木制玩具和水晶器皿。我去服装店，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为对付每天晚上各个使馆的招待会，免得再丢人现眼。和五年前相比，布拉格变了不少，越来越商业化，到处是跨国公司名牌产品的广告。但看得出来，捷克人还是有一种自信，没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完全转向。满街都是漂亮的捷克姑娘，让我眼花缭乱。她们有一种不谙世故的美，这在美国西欧早就见不到了。现代化首先消灭的是这种令人心醉的美。 
 他带我去看看他的新家。我们离开旅游区，街上人很少。迈克抱着一堆书，梦游似的边走边说：“你看，这个世界上只有伏拉斯塔爱我……在布拉格我根本找不到能深入谈话的人。在今天，谁还需要深入的谈话？一切都是表面的，光滑的，假装快乐的……捷克作家多半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喜欢一个老外当作家节头头。到哪儿我都是老外。英国人更可怕，势利保守自以为是。要说纽约是我老家，可家没了……” …… 新闻发布会快结束了。咖啡厅挤得满满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坐主席台上，被记者的各种问题围追堵截，从科索沃战争到全球化问题。她刚下飞机，看起来一点儿倦意都没有，词锋犀利，得理不让人。等迈克宣布散场，我过去跟苏珊打招呼。好极了，她用手拨开滑到前额的一绺白发说。你看明天晚上怎么样？就我们俩，吃饭聊天，没有记者，没有采访，没有照相机。一言为定。 未完待续 *选自北岛《午夜之门》 背景音乐 Bistro Fada-Soundtr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