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这是江西省文联原先的门牌号码，当然，也是《星火》编辑部的。其实，那时它对作者并不重要，信封上只写南昌市《星火》编辑部也能准确投递，注明是稿件，还邮资总付呢，所以刊物版权页直到1987年才出现完整的通讯地址。《星火》曾驻环湖路49号，不知道是中苏交恶之际随省文联一道迁于中苏友好馆与中苏友协合署办公呢，还是后来向其靠拢的。刚当编辑的我几次从环湖路旧址前经过，很是疑惑，已经身陷市井的它，怎么看也不像一座文学殿堂。
八一大道147号则不然。临街的栅栏泄露着满园花的消息，漫步后门外的展览路，林荫下不时擦身而过的孤独行人名叫灵感。一个闹中取静的去处。由八一大道入内，当门的雪松亭亭如盖，前院左角曾有花房，居于院子中央的主体建筑为俄罗斯风格，皇皇气派。大楼呈工字形，前栋三层分别为展厅、资料室、会议室及其他，高大而宽敞；后栋为两层的宿舍，连接前栋的那一竖是小礼堂，从前当老大哥的苏联专家可由二楼宿舍直接进入礼堂观影或者跳舞。三四十年后，我分得其中一套做住房，装修恍若探秘—厨卫原来是通达礼堂的过道，阴湿的主卧呢，则是后台化妆室，难怪墙角常年墨色洇散；小礼堂下层有《星火》的多间办公室，分别为诗歌组、小说组、评论组、编务组和主编副主编的办公室。主编们其实是坐在刚刚出厂的一摞摞《星火》之间，从门外看过去依稀可见隐现于烟雾中的两帧头像。仿佛思想者。仿佛新刊的封面人物。
1982年过完春节，我走进编辑部最大的那间办公室正式上班。小说组。遇见的第一人却是诗歌编辑、赵丹之子周民，仅此一面，我前脚到他后脚调回上海。我的报到证附加有新婚的喜糖喜烟。糖是托列车员捎的，上海的大白兔和福州的各色硬糖。烟是当时还够档次的大前门，它比糖受欢迎，男性编辑少有不抽烟的。见习期里，我很快把食指中指熏黄了。近烟者黄。因为壮丽牌会不时从对面发射过来，老是抽伸手烟，怪难为情的，于是投桃报李，开始了稍逊编龄的烟龄。
八一大道于1989年和1996年两度变换门牌，147号而141号再371号。147号所经历的新时期初始，是文学的黄金期，是期刊不算太短的蜜月。竟也奇怪，号码一变再变，期刊愈见困窘。也不知数字犯忌呢，还是改换门牌的行为冲撞了哪路尊神。就像经济大潮兴起后一些人认为大门里的雪松不吉利一样。“门”字里有个“木”那是“闲”，“口”字里呢？于是，雪松几度挨批评遭算计。最终,它得以幸存，要感谢147号的老人，此院多长寿者，似得雪松神佑。雪松乃文联的“风水树”。另有两棵招人疼爱的梅，它俩离去时，大家感伤了好一阵子。写到这里，我鼻尖依稀暗香萦回，幽幽的。

是的，主编办公室和编务组兼着仓库。他们在堆积如山的文字里审稿或者画版。地上一堆堆的，靠墙一排排的，墙面差不多都被又高又宽的文件橱遮挡着，深色橱子里使劲塞入了每期发稿的底稿、稿签和年度合订本，这还只是1973年复刊以来的。一旦去翻寻什么资料，不免横生杞人之忧：长此以往，只怕满而为患，如何是好？
因为1966年《星火》停刊。因为随后省文联被从147号扫地出门。文联及所属单位的历史灰飞烟灭，连人员档案也是或缺失或散乱不堪。我做过人事干部，成天像肥硕的书虫蠕动在发霉的档案里，为了补齐工资归档材料。其时发现《干部履历表》多有缺失，便要求补充填写并取得相关证明，当事人挺不耐烦，有的还很委屈。可怜见的，坐实身份关乎人的命脉晓得吧？最薄的档案袋属一位老人，只有几页工资表格和一句话的履历：1951年5月参加工作，任《星火》助理编辑，1958年下放九江赛城湖垦殖场，1979年落实政策，回原单位退休。我在1979年的合订本里意外翻得他的四首词作，半页篇幅，很小，却是其精神皈依之所。一辈子卡顿于“助理”的老编辑，蜗居在孤独中顽强活到九十有三，他的一生投映在我眼里，只是踩着急急碎步穿越八一大道赶来领工资的身影。
和人一样，《星火》的历史也有断片，而且不止一次。我当主编后花了不少气力才理出个大概——
1950年6月，省文联筹委会创办《江西文艺》月刊，定性为群众性、地方性的通俗文艺综合刊物。
1957年1月，在《江西文艺》的基础上，《星火》文学月刊创刊，头年秋天郭沫若先生应邀题写刊名。《星火》每期印数为八千册，定价两角，延续好多年后才上涨五分钱，我觉得用白菜来比喻它的价值比较直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块钱可买一百斤白菜，一板车拉回家腌咸菜。
1958年3月，《星火》与《江西文艺》合并出刊，并标明合并出刊字样。其时，出于编写革命斗争历史的迫切需要，**发号召，革命回忆录写作蔚然成风，投入人数之多、参与层面之广、写作成果之丰，今天难以想象。好些脍炙人口的篇章，均首发于《星火》，然后收入各种选本。信不信随你，我刚长记性时就晓得“《星火》杂志”，才读小学吧。因为我家邻居订了它，从时间节点来看，铁路大修队的青年干部一定着迷于星火燎原的历史。
可是，已经燎原的《星火》好景不长，为了“整顿编辑人员、纯洁刊物内部和提高刊物质量，以及机关精减人员”，从1962年起，改为双月刊；到了1965年7月，于停刊八个月后复刊。至于头年年底开始的断片究竟缘何，未见记载。1973年以《江西文艺》之名复刊，属省文化工作室管，现在搜索省文联办公楼，或许还能找到那种明确宣示物权的暗红色桌子橱子，差不多够得上文物级了；《江西文艺》于1979年再度改名《星火》。由刊名、刊期、开本的反复倒腾，亦可清晰地窥见时势。
147号的老人告诉我，文联不少财产归属编辑部名下，比如车库，比如小车。我看过1980年省财政厅下达经费的文件，《星火》经费单列，每年十五万，整个文联才四十余万，更重要的是后面紧跟一句话：《星火》不足部分，从文联经费中调剂解决。牛吧？有阵地意识吧？人员编制也充足，一直不曾用满，我加入时最是兵强马壮，十八个编辑十八棵青松，小说组恰好占半。另有司机一人，驾驶日本进口面包车，那时很土豪了，去吉安举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在忽然飘起雪花的国道上跑起来耀武扬威的。
当年的十五万元，用起来挺犯愁。我对主编们紧锁的愁眉印象深刻，管财务的副主编还带叹气的。要知道，到了年底，既不能突击花钱，又不甘被财政收回去。怎么办？书生气十足的编辑部只好全体跟着发愁。财政拨款和邮发收入用不完，通过铁路发行的款项也就不着急结账了。干嘛跟钱结仇呀，初来乍到的我仗着与铁路的关系，自告奋勇跑去跟人算账。自办发行是铁路局一位诗人帮忙做的，他差不多成了《星火》的编外干部。提到热心的他，我会想起一笔笔不小的发行数、一首首豪放的诗歌和他漂亮的双胞胎女儿。



文学期刊衣食无忧的年代，编辑部的信条偏偏是：作者乃刊物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成了编辑的口头禅和座右铭。翻翻留存的底稿、稿签，即清楚它对编辑意味着什么了。意味着反复研读，意味着真诚沟通，意味着一丝不苟……每篇经红笔修改的底稿都渗透了编辑心血，拟发的稿件于编稿之后，还有叫人老眼昏花的三校。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有一个字令我终生惶惑，一朝和十年的惶惑，看到它不免脸热心跳。当见习编辑那会儿，我把人家本来对的字改错了。为此，我继当知青、读大学之后，第三次通读《新华词典》，并把容易错的常用字辑录下来，压在桌面上。老编辑们眼皮底下也有类似警示。
稿签反映对来稿的评价，上面有初审、复审和终审意见。因为小说组有组长副组长，编辑部有主编副主编，他们都得签意见，发表一篇作品实在不易，编辑部流程真个是“过五关斩六将”。诗歌组曾收到一个大包裹——白布、报纸、纱布等材料，外三层里三层地裹着，脏兮兮的纱布，似有血腥。揭开来，乃一沓诗稿也。一个襁褓啊。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啊。作者真有诗心。
责任编辑签发的稿件能通过的，当然只能是少数。尽管如此，初审意见仍然认真而全面，许多稿签几乎写成了上千字的评论文章；如遇复审、终审有比较对立的异议，那么，稿签简直是作品研讨会纪要，哪怕作者系名家。当年的名家似乎更尊重编辑，哪怕一家省刊，所以检索《星火》历史，同样可以看到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和另一位见习着的同事赴京津约稿，登门拜访当红文学大家根本无须什么周折，找着门牌号码便进了，平易得很。
送审稿并非都建议采用，有一部分乃出于慎重起见，慎重地对待某种倾向，慎重地对待某种风格和手法，毋庸讳言，也包括慎重对待某位作家、某篇作品。如今，若能汇拢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稿签，想必能真切反映出新时期初始那种生动活泼的文学氛围。
写退稿信最费心思。其实，编辑部备有铅印退稿信，填上日期、盖上小说组章子即可。但是，对于重点作者、值得关注的作者，以及读后有话想说的稿件，编辑一般都会亲自写信，即便以后有规定言辞铮铮：来稿一律不退。我当编辑的头几年，《星火》每月中短篇小说的自然来稿上千件，另有约稿和大量私信编辑的，每位编辑每天都要写一些退稿信，或长或短。兄弟刊物某编辑老兄，喜欢把自己写好的信件誊抄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以便留存，其远见卓识和不厌其烦实在令人钦佩。我写过一封近两千字的退稿信，后来收入了评论集，我以为作者若花心思认真投入，身为乡村教师的他或许能写出来。我耐心等待着。岂料竟断了联系。多年后偶遇，他红着脸告诉我，因为被家里催婚而搁笔了。也是，对于乡下男儿，生计注定比写作要紧。何况我并不能保证其发表。
就像我不能保证一篇退改的小说能发表一样。听贵溪文友说起，该县已故卫生局长是《星火》老读者，可从来不曾在此发表作品。弥留之际，儿子听得的最后遗言，惟有父亲表达的这一终身遗憾。我心里一紧。接着告诉文友：也许避老乡之嫌吧，他来稿从不寄给我，而他得病之前，恰好有稿子落在我手上，我写信让他退改，一二三四，提了具体修改意见，可他一直不回音。千真万确，是退改，而非婉退。文友抱憾道：这个谦谦君子不愿为难你，拿退改当婉退啦！如若他真的改了，能合我意吗？不知道。当编辑其实也挺折磨人的，如果他不冷血的话。
即便三审通过，也可能最终因故放弃。要知道，当年文学可是拥挤的小道或独木桥。景德镇一位农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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