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介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剧作家汤显祖人生的悲戚之年。这一年，他的母亲吴氏病故，仅仅相隔20天，父亲汤尚贤也随之离去。然后，心力交瘁的汤显祖，也走到了人生的尾声。
弥留之际，汤显祖曾写下《诀世语》七首交代后事：祈免哭，免僧度，免牲，免冥钱，免奠章，免崖木，免久露。这个一生仕途坎坷，写下瑰丽爱情传奇《牡丹亭》的剧作家，在最后的时刻，似乎洞彻了人生，走得洒脱，有如光风霁月。
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自古从来不少，如果说汤显祖算是其中的文艺青年，那么他同时代的胡廷试绝对就是个另类青年了。他的另类在临终之际，得到了最大的彰显。
有一次，同县以书法出名的许光祚，向胡先生求取书法作品，胡廷试说：“我的书法很拙劣，您为什么要它呢？”许光祚说：“字凭借写的人而贵重，写得工巧或拙劣是次要的。”胡廷试说：“我所看重的，就是不想让我写的字流落到尘世罢了。”临终时，胡廷试让家人放鞭炮，整夜不停，方才瞑目。放在如今，这不知算不算是行为艺术的一种。
经史学家黄宗羲对此分析说，阳刚之气被重大的阴气所禁锢，郁结不能消解，就需爆裂震动来释放它，于是有雷电、怒涛。胡廷试满腹锦绣文章，不为朝廷所用，难免胸中块垒郁结。假若不能通过“放炮”得以发泄，那么死后“必啸于梁，触于人而为怪物”。
人们向来以为，明代是个保守压抑的时代，此话不错，但也分阶段。明代中期时，城市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束缚人性、天性的程朱理学地位，渐趋松动，取而代之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再加上此时盛行于世的狂禅之风，明朝士大夫便宛如魏晋名流一般，个性张扬，愤世嫉jí俗，我行我素。于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讳言死亡”的风俗，就成为明代士大夫一个绝好的嘲弄对象。
而在这一类士大夫群体中，明代文学家康海也堪称典范。李渔的《闲情偶寄》里，记录了康海轶事。
康海在北邙山麓构建了一座园亭，洛阳北邙山不仅是军事要地，也是绝佳的风水宝地，自汉朝起，许多王公将相都选择最后在此安息，唐朝就有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故在北邙山麓建亭子，眼前所见尽是一些“丘陇”，也就是坟墓。有客人问：“日对此景，令人何以为乐？”不料康海却答：“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这一行为与妙绝的回答，被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李渔击节赞赏，称为“达哉斯言”，甚至将此言借为自己的座右铭。
按照惯例，士大夫死后，死者子孙需请一些当朝显宦或文坛名家作祭文，这类祭文大多无法真实评价死者的一生。有个性的明朝士大夫们，当然不能从俗，便生前自作祭文、吊文，虽未盖棺，却对自己作一论断，无疑更能反映自己的个性和心声，所以，自草墓志在明代也相当风行。
面对死亡时，人们大多是以反思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为基础的，故虽是面对死亡，但堪称生死态度。而从明代士大夫上述的言行，可见的是明代士大夫自我意识之高涨，堪称自魏晋以后的又一高潮。
《阳明年谱》中记载：1528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夜，自知不久于世的王阳明，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然后坐了起来。临终前，他请人把弟子周积叫来，说：“我走了。”周积问：“老师有何遗言？”船里静得只听得见王阳明艰难的呼吸声。先生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从王阳明的临终状态不难看出，他是坦然、安详地接受死亡，对死抱着释然的心态。这正是他光明磊落的一生、知行合一的主张的写照。
王阳明影响了明代文人勇于追求表达自我的意识，另一方面，明代的皇帝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在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曾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
在明代，皇帝向大臣认错道歉的事情，并非个别现象，朱元璋做过，建文帝做过，明仁宗做过，明朝许多皇帝都向臣下认错道歉甚至哀求过，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吕坤的一句话有相当的代表性：“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可见，他们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也以天下为己任。这也可谓是一种“达”。
对此，西南大学历史文学院教授陈宝良也有相同的评价：“明代士大夫在高扬自我意识的同时，仍然很好地保留了社会责任感。”所以明藏书家郎瑛说：“夫至死之际，而犹能自作挽词，亦伟矣！”
撰文／迦陵千叶、王文照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4月刊《鬼文化》
整稿：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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