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P61-74在美国度过的日子让我们关注的东西得到了拓展。是这段日子帮助我懂得，以往阶级斗争的形式和目的并不能够改变社会，工会斗争应该转向新的领地。从美国回来的第二年夏天，我们非常激动地阅读了一篇文章，这是为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召开的一次二十多人参加的讨论会准备的。我不知道让‘达尼埃尔怎么弄来了这篇文章。他要求我为报纸做个简述。文章暂定的题目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以八种方式引起威胁人类生活的重重灾难”。我们觉得文章仿佛与雅克•埃吕尔（1912—1994，法国社会学家、神学家，法律史教授）和金特.安德斯（德国作家、思想家，现居波兰）所阐述的想法不无相似之处：工业的发展将社会变为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不仅没有使人类得到解放，而且缩小了人类能够自我掌控的空间，为他们规定了什么是他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他们应该如何达成这样的目标。生产不再是为我们服务，我们倒过来为生产服务。因为一切类型的服务都有专业化的趋势，我们无法再承担起服务的责任，自行决定我们的需求，并且自己实现需求的满足：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取决于“让人濒于瘫痪的专业性”。
夏天的假期里，我们一直在探讨这篇文章。文章末尾的署名是伊凡•依利希（1926-2002，奥地利哲学家，政治生态学领域的重要怍家）。他将在所有左派中非常流行的“自我管理”的概念放置于一个全新的背景中。他强调了“技术批判”以及要对生产技术——我们在哈佛遇到过一位倡导“生产技术”的活动家——的概念进行改写的紧迫性。他令我们扩大自治空间的需求变得合法，使之不再仅仅被当成一种私人需求来思考。也许，这篇文章在我们建设一座真正家园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年夏天的假期中，你画了家园的草图：一个“口”字形的家。
就这样，我们一起进入了日后不久就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领域。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九六八年五月运动中心思想的延伸。我们经常接触的是“张开的嘴巴”和“野地”组织的人，米歇尔，洛朗和罗贝尔，拉蓬什，我们在找寻技术科学、能源政治学的新方向，在找寻生活方式的新方向。
我们与伊凡，依利希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他希望邀请我们出席即将在次年召开的医学研讨会。但我们觉得对于医学技术的批判和当时我们个人的主要研究不太相符。
一九七三年，你在伽利略出版社工作，负责外国版权的工作。这项工作你做了三年。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我们未来家园的工地上野餐。所有的一切都将我们维系在一起。但是你的生活却因为痉挛发作和不明原因的头痛受到了干扰。你的运动按摩师怀疑你过分紧张；你的医生在做了一通徒劳的检查之后，给你开了一些镇静药。然而镇静药却让你非常消沉，以至于你不无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在哭。自此之后你就再也没服用过镇静药。
第二年夏天我们一起去了库埃瓦纳卡。我在那里研究了依利希为他的《医学的涅墨西斯》所搜集的资料。我们说好等这本书出来，我会为他写些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时候医学开始让人生病》。在今天，大部分人认为这篇文章陈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可在当时，只有三位医学界的文人没有攻击它。其中一位叫古尔-拜炎，她强调了症候与疾病之间的差别，捍卫一种关于健康的整体观念。
你的病情突然严重起来，我去见了这位医生。在你头痛得厉害时，你甚至都躺不下来。你整夜站在阳台上，或是坐在扶手椅里。我曾经想要相信我们的一切都是共同的，但是当你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你却是那么孤独。
古尔-拜炎医生为你的脊柱拍了片，她注意到在你的脊柱管中，从腰部一直到脑部，散布着一种造影用的物质。这种物质是碘油，八年以前你曾经注射过，因为当时你患腰间椎盘突出，有可能导致瘫痪，所以做了手术。我听到放射科医生安慰你说：“这物质十天后就会没有的。”然而八年之后，一部分液体上升到了你的脑颅中，另一部分则在颈部的位置形成了包囊。
古尔-拜炎医生把她的诊断告诉了我：她说你患了蛛网膜病变，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抑制你病情的发展。
我在医学杂志上找到了三十多篇关于脊髓造影的文章。我还给一部分作者写了信。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挪威人，叫斯卡尔普——曾经在实验室里做过人体和动物的解剖，他指出，碘油永远不会自行消失，而且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疾病。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感谢上帝，希望这种产品从来没有被使用过。”而贝勒医学院（得克萨斯州）一位神经学教授的来信同样不太乐观：“蛛网膜病变中，主要是脊椎索会被大量丝状物覆盖，有时脑部也会被侵蚀，丝状物形成了瘢痕状的物质，压迫脊椎索，同时也会压迫附近的神经末梢。病变会引起不同形式的瘫痪或痛苦。阻断一部分神经或者药物治疗有可能会对蛛网膜病变有所帮助。”
你于是不再寄希望于医学。你拒绝对镇痛剂的习惯和依赖。你决定由自己来承担你的身体、你的疾病和你的健康；决定将生活的权利收归己有，而不是听凭医学技术科学来影响你，影响你的身体。你不了解医学，可同时，你却因为遭遇到了所谓医学体系的恶意而备受伤害，于是你与一个国际病友互助组织取得了始练瑜伽。你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古老的自律方式来排遣病痛。在你看来，能够理解自己的疾病，并且由自己来负责，是唯一不受它、不受专家控制的方式，正是那些所谓的专家把你变成了一台只会吞药的被动机器。‘
你的疾病将你带回了生态领域和技术批判领域。而当我为报纸准备关于药物选择的专刊时，我也一直在想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医药技术是福柯日后称之为“生物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权力中，技术控制已经直接影响到最为私密的、人和自身的关系。
两年以后，我们又一次受邀去了库埃纳瓦卡。接着我们还应邀去了伯克利，圣迪亚哥附近的拉荷亚，我们住在马尔库塞（1898-1079德裔美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家。我偷偷地拍了一张你的照片，是你的背影：在拉荷亚的大海滩上，你的双脚踏在海水里。你五十二岁。美丽绝伦。这是我最喜欢的你的影像之一。
回来后，你对我说你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时，我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在我们出发去美国以前，你已经在怀疑了，但是你不想告诉我。为什么？“如果我要死，我想在死前看看加利福尼亚，”你只是平静地对我说。
以往每年的常规检查并没能查出你的子宫癌。确诊之后，我们定下了手术日期，然后，一起去你设计的房子里过了一个星期。我用一把刻刀把你的名字凿在房子里的一块石头上。这真是一座神奇的房子。所有的空间都是多角形的。从卧室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高高的树梢。第一夜，我们都没有睡着。我们倾听着彼此的呼吸。接着，有一只夜莺唱起了歌，另一只在稍远处相和。我们没怎么说话。我整天都在翻地，时不时地会抬起头，望向卧室的窗户。你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远方。我知道你在和死神搏斗，希望自己能够无所畏惧地迎接它的到来。在沉默中，你是那么美，那么坚决，我根本无法想象你能够放弃生命。
我向报社请了假，和你一同住进医院的病房里。第一夜，窗外传来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它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我能够记得在医院度过的每一个时刻。皮埃尔，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医生，他每天早晨都会来打听你的病情，他对我说：“你会永远记得眼下这段悲喜交集的日子。”我希望知道你有多少机会能够再活五年的时间，这是治癌专家给出的期限。皮埃尔的回答是：“五十年，五十年。”我在想，我们终于应该充分享受一下现在，而不是总想着构筑未来了。我读了两本从美国带来的厄休拉•勒奎恩（美国作家）的书。这两本书更是让我坚信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没错。
等你出院之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你看起来生气勃勃，这让我很放心，很高兴。你逃过了死神，生命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几个月后，依利希在一次晚会上又见到了你，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久久地凝望着你，对你说：“你看到了另一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也不知道你对别人的话有何想法。但是他立刻对我说，几乎就在和你说了这句话之后：“看这目光！我现在明白她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他又一次邀请我们去他库埃纳瓦卡的家，还说我们愿意在那儿待多久，就在那儿待多久。
你已经看到了“彼岸”；你从一个我们回不来的地方回来了。这改变了你看事情的角度。在这一点上虽然我们没有商量过，但是我们做出了一致的决定。有一句英文很浪漫地诠释了这个意思：“没有财富，只有生命。”
在你昏迷的日子里，我决定六十岁就退休。我开始计算我们曾经分离的时光。我在做饭做菜中找到了乐趣，我热衷于找寻能够帮你恢复体力的绿色食品，热衷于在瓦格拉姆广场订购顺势疗法医师推荐的权威制剂。
生态在不断要求促进另一种文明的同时成了思考一生都做过些什么，原本是想做什么的年龄。我觉得我并不曾真正地生活过，我总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我的生命，只拓展了自己的某一个侧面，作为个人，我是贫瘠的。而你一直以来都比我富有。你在所有的空间里盛开。你与你的生活处于同一水平；而我却总是匆匆地奔赴下一项任务，仿佛我们的生活永远只能在稍后才真正开始。
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我应该放弃的次要的东西，放弃了它我才能集中精力追求最重要的。我对自己说，如果要真正理解各个方面的动荡所波及的范围，就需要更多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而这却是全职的新闻记者无法做到的。一九八一年左派上台，我已经不再期待有任何革新，在莫洛瓦政府得到任命后的第二天，我就遇见了两位部长，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我很惊讶的是，为报纸工作了二十年，可是我的离开无论对自己而言还是对别人而言都不是那么难过。我还记得我曾经写信给他，说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如果你不在了，我根本不能想象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你才是最根本的所在，其余的一切，无论你在的时候在我看来有多么重要，可你一旦不在，就失去了意义和重要性。在我上一本书里，我已经在题词里写到了这点。
我们一起到乡间生活已经二十三年。开始是在“你的”家园里，那里有一种令人沉人冥想的和谐氛围。而我们只享受了三年。一个在建的核电站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又找到了一座房子，非常古老，夏天很是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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