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百天冲刺
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节课，再加上要改近300份作业，只好挤压休息时间了。为了节省来回路途的时间，我吃住都在学校。我制定了一个“计划表”，规定每天必须看多少页书，真到进入状态，才发现越学越没底，越补越缺，越深入越糊涂。我的那点“业余爱好”几乎和这个专业毫不搭界，对两门基础课——中国史和世界史——我几乎是个门外汉。连着一个月的夜战，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每天闹钟要上十几下才能闹醒我，有时闹钟吵得不行，我睡糊涂了，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或抱在怀里继续睡。不得已为了警示自己，第二天再多上几下，结果闹钟不停地响。邻居的老师们都提意见，早上起来问我，你的闹钟是给我们上的还是给你上的？搞得比上课铃声还要响。
体力的问题还是内在可以克服的，关键我缺少外援，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问题、不惑之解不知道该向何人请教。父亲在理论方面是高手，但对于世界史还是比较隔膜，我决定上兰州找老师请教。我星期六下了课，从县城赶到火车站，再坐夜车到兰州，车程7个小时正好可以坐在车上打个盹，这样星期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了。当天再坐夜车回去，两边都不用住宿，也不耽误星期一上课。也仗着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这样连轴转竟然也扛下来了。可有一次买不到晚上11多钟从兰州到青岛的火车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6点钟到陇西，坐第一趟班车回去，恰好赶上上课的点。于是只好买了晚上8点钟的火票，凌晨三四点下了火车，火车站所在的文锋镇到县城有20里路，我本来可以等到天亮再回去。我想了想反正也不困，可以走回去，天上正好有下弦月，顺着公路走，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节省4角钱的车费，路上还可以叨咕叨咕我不熟悉的题目。但是心里还有些胆怯，主要是怕路上有坏人，稍迟疑了几分钟，又自己给自己打气壮胆说“走！”，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急忙上路了，偶尔有赶早的司机开过去以后还惊奇地喊叫说，“嗨，是个女的！”我想好了，即便有司机让我搭顺路车，我也决不搭车。就是有一段水洼绕不过去，只好硬趟了过去，搞得我的鞋和袜子全都湿透了。走到县城天刚蒙蒙亮，我没有回家，径直去了学校，早上8点钟，第一节课打铃的时候我已经站到讲台上了。也许由于一夜的高度紧张，到了学校感觉安全了，我反而迷糊起来。整整两节课我讲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完全是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就这样几下兰州，解决了不少问题，所要考试的科目逐渐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考场虚惊
因为临考试前，我的课多且正好那两天身体不适，就让妈妈替我参加考前告知会议，并去踩点认一下教室。因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多大岁数的都有，所以妈妈坐在教室里并不显得怪诞，妈妈也没向人家解释是替女儿来的。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考试那天带来不小的麻烦。我记得是6月份考试，一共考两天4场，和现在高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外语停学了十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允许带字典。考场设在陇西师范，同时期正好也有小学教师的师资考试，我梳着两个弯弯的毛刷子小辫儿，抱着刘泽荣俄语大字典，硬是叫人给支到师范考场，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走错了考场，赶忙找到我们的考场，监考的老师就是不相信，说前一天来的是个年纪大的人，怎么换成小孩了呢？还说我是“替考”的。让他看了我的“准考证”，又解释说，前一天来的人是我妈妈，并强调说，“只有年纪大帮年纪小的‘替考’，没有年纪小帮年纪大的人‘替考’”。这好一通费劲的解释，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做题了，才发给我考卷。虚惊一场，总算没把我拒之门外。
我们每个人考题都是由报考学校自己命题寄到考生所在地，在当时考完以后密封再寄回学校批改。这是当时比较人性化的设计，考虑到考生们的路途遥远和食宿的不便，而且考试人数也少，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
我由于找教室验证身份耽误了些时间，生怕考试时间不够用，心里直打鼓，手直发抖，连装考卷的信封都撕不破。我们的考场是一个堆放旧课桌的地方临时清理出来的，所有的桌子都有些毛病，我又来晚了，只能坐在最后一个坑坑洼洼的旧课桌旁，桌子没有一块平整处，一写字笔就把纸戳破了，字写得难看极了，于是不停地写写移移，最后趴在桌子边沿方才解决了问题，下午我找了一张旧报纸垫在课桌上，感觉才好一些。
反正我们十几个人，考的都是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也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监考的人闲得没事，好奇地一份份挨个看我们的考题，也许他看不懂理科的考题，一直站在我旁边伸着脖子看我做题，边看边摇头说，“看不懂，做不了”，搞得我心烦得要命。考试4门科目，外语的感觉比较好，说到底我刚毕业了一年，虽说这一年里再没有看过课本，但是比起老大学生已经放了很多年外语来说，我还算“现蒸现卖”，做起来比较顺畅。所带的刘泽荣俄语大辞典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富裕，翻字典更会耗去时间。我考得最差的是政治，考前父亲就告诉我应该复习什么，应该注重时事，可能那些天我忙得脑子短路了，父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打开信封一看，果真是父亲说的那种题型，但恰巧这成为我的一大盲点。是什么题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只能临场发挥了。考完政治我就觉得考砸了，希望不大了。两门基础课考得马马虎虎，世界史因为向兰大历史系的老师请教和以前自学的基础，自我感觉还可以，中国史稍微差一点。不知道其他考生的水平，没有比较尺度，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考完后我就大病了一场。我有一个习惯，在高度紧张、高负荷运转的时候，从来都不得病，一松弛下来后，积压已久的疲劳释放出来就会得病。考完试以后，我挂着满嘴的大燎泡去上课，学生们都心疼我说，“老师，你不要领读了，我们自己念课文”。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学生蛮可爱的。也许是我的备考劲头对他们有所触动，放假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起来。
分数出来以后与我原来预料的差不多，俄语89.5，世界史70多分，中国史60多分，政治40多分，确切的分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记得平均分数是六十四、五分，好像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在复试通知没有下来以前，兰大的老师已经告诉我，我达到了复试线。全县有17人报考，有两个人接到复试通知，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复试还要刷人，我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我考上了！”
读研究生生时在兰大校园内
7月到兰大去复试，看见前来复试的“准研究生们”，我还是吃惊地咋舌。几乎全都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最大的有58级的大学生，想想人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的中班呢，差距不能说不大，这里面既有“文革”期间“红三司”的“理论家”，也有专门替领导起草文件的“笔杆子”，还有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的老师。只有一个人资历比我差点，就是后来成为我小师兄、再后来成为我丈夫的秦晖。但据当时兰大历史系最著名的史学权威赵俪生先生说，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历史狂”、“历史癖”，还没有复试，赵先生已经打算收入麾下了。这样的阵势不由得我心里忐忑。
我是第一回经历“口试”这种模式，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从没有学过历史的人，“文革”时期刚刚小学毕业、即所谓“69级初中生”的人，自己的表达是否准确、是否标准。抽签打开一看，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应该说题签上的三道大题 (有一道是“一战前的国际格局”，另一道是“有关俄国12月党人起义”的，第三道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反正都没有超过我在插队时自学的安菲莫夫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内容，我隐约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进去面对三位考试的老师陈述自己的看法，在一轮提问后再补充回答。我虽然紧张得手心出汗，但并不慌张，因为我尽力了，就这么大的能力了，如果录取的人都比我水平高，我也心服口服了。事后参加口试的老师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可以录取”。我考上了！同时我心里也很清楚，我这个所谓的“同等学力者”，距离真正的历史本科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多课需要补。
金雁在兰大认识了秦晖，他是兰大历史系最著名的史学权威赵俪生先生的高足
那一年我考上研究生，哥哥和弟弟考上大学，我们一门三人同时“中举”（当时坊间的说法），成为陇西县轰动一时的新闻。L老师无不羡慕地对我说，你可算如愿以偿了，我还要在这苦海里熬着。以后听说L老师被调到了县重点中学，再后来又听说，他离婚了，回四川老家去了。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对我们俄语专业的女生是个很大的鼓舞，接下来两年我们俄语73、74级3个班的14位女生中有4个人考上了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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