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陈景润像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10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读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杰。
作完报告，他们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挤过去想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这股愈刮愈烈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关注。
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文章：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报纸上对陈景润的报道，将使西方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关于他身世的报道，不仅可以使人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什么，而且展示了中国的科学在文化革命时代以后的大转变。……
信件像雪片般飞来，每天都有几百封、近千封上面写着“陈景润同志亲收”的信件送到陈景润手里。
但是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
1978年3月，酝酿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里，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眼含热泪地聆听着讲话。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下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会请上台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心情激动地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同志的右手，前倾着身子弯着腰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1978年秋，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陈景润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这股旋风将陈景润从6平方米的小屋拉出来，他不得不无奈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
一个年轻人拎着一包足有十几斤重的数学手稿，从遥远的大西北来找陈景润，说他已经证明了“1＋1”。陈景润不得不花几天时间看他的手稿，发现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腔热情。
开会多，接见的人也多。人民代表，人们有许多事要找你，连没有房子、两地分居也希望你反映反映。接见记者，能躲就躲。还要接见外宾。
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激发了人们潜伏多年的对科学的热烈渴盼和追求，犹如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在黑暗里发现了一只燃烧的火把。于是，经过10年动乱的他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一直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多年后，陈景润的同学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陈景润已名扬中外，母校厦门大学邀请他回校参加校庆。学校给他买了软卧车票，陈景润说：“这不好，这太浪费了。”他将软卧退了，坐硬卧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福州。下车后，他对前来接他的老同学说：“你借我一块手表吧。”
老同学大惑不解，因为陈景润的手上分明已带着一块欧米茄手表。
陈景润解释说，这块表是我出国时买的，带这么好的表影响不好。说着，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口袋。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陈景润当年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和同学们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从香山的住处特地到市内的友谊宾馆看望他当年的学生。沈先生是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忆起了在三明的那段往事，依稀记得这个多病口呐的学生。当时已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沈元关心地对他说：“你身体不太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到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如今，他却身不由己。
陈景润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说话，如实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陈景润口袋里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证，有时还去中关村一带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一带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这里的人们走路难、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买肉难、洗澡理发难。
陈景润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他联络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中关村的“六难”。
不得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得不去的讲学，不得不作的报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陈景润只得将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少些再少些，以补回失去的时间。
虽然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要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他心里着急呀，“1＋1”的研究仍没有进展，到达终点的最后一步，路途扑朔迷离。他尝试着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是块硬“骨头”，必须看很多的资料，必须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却因各种活动和会议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这是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
这一切，陈景润都是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做的。
虽然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能坐下来专心工作的时间还是太少了。陈景润最怕见记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大同小异的采访，常常感到无可奈何。
1978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309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应该可以安静下来了。没想到，到了医院也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来探视他的人，也有追到医院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人，甚至还有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的人。
陈景润本想利用治病的机会，将经常中断的研究进行下去，却不能如愿以偿，思维常常被病房里的不速之客打断。他终于忍无可忍，告诉病房的医生护士：“以后不能随便让别人来看我，要看我，必须有卫生部长的批条。你们就说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结尾，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表，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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