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
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哄得直笑。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斗角、阴险毒辣。
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诉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
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道：“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
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
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
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
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噬，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到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又来美国苦读，拿到美国商业管理硕士，现在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
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
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
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晃已是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
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