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崔巍兄：
前一封信是用毛笔写的，只能说是向你报个信儿，说您寄的书，我收到了，顺便说了扼要的看法。要细说，就不能用毛墨写了，得用这种中性笔，写在这样的信纸上。
说实话，初收到书，看到《我和我的亲人们》这样的书名，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准备看您苦难的身世。您的身世在我们几十年的相处中，已有大致的了解，比如少年失怙，比如说众姐妹合力将你这个家中的独子供养到上了大学。这些，说苦难也苦难，说平常也平常，那就看您是怎么写的了。
书中写到的两件冤屈事，都发生在武乡本土，一是抗战期间，一是解放之后，可以看出穷乡僻壤之地，人性的凶残。这个，绝不能理解为某村某姓的胡作非为，实则在山西，不妨说在北方农村，应视为普遍的现象，最基本的人性。若说有什么差别的话，只能说好的社会环境，对这种作奸犯科胆大妄为者，有一种震慑的作用，让他们因恐惧惩罚而有所收敛，甚至会熄了为恶的念头。而在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里，或者说一个不好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恶念会不次萌生，一旦萌生还会变本加厉，甚至从中得到无限的乐趣。这种遗风，至“*****”期间达到极致，凡害人者，无一不在“政治态度”上动脑筋。毕业前夕，我们班的一些宵小之徒，借“打三反”整我，不过是显示他们的政治觉悟之高，以求分配时能有好的安置罢了。您在听说我让办了学习班，第二天早上，冒着大雪，从安坪走了十里路，来红土沟看我，这让我感受到了胜似兄弟的感情。多少年来，一想到这件事，都让我激动不已。您待朋友的真诚，在我结交的朋友中是少有的。
回头仍说《我和我的亲人们》这本书对人性的揭示，确有美好的一面，比如您的姐妹对您的资助所体现的姐弟真情，然而，让人震撼的还是人性中的卑劣与凶残。由您的书，我首先想到的是您。在您几十年的写作中，不是没有表现民间的疾苦，只是这种表现，更多的成色是为了印证当下政策的得民心，有大成果。说实在的，我起初的写作，也循的是这个路子。最为可笑的是，不管我怎样的竭忠尽智，时兴的评论家总能看出我浅薄的一面。后来我知道，不管我怎样的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时评者的认可。于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便转入了现代文学人物传记的写作。好多人据此认为韩某人已无戏可唱，我虽沮丧，也只好认了。老崔，我说这话，一点也没有看不起南华门院里几个当红作家的意思，我自是自惭形秽，知道自己如何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的水平。而我看到的您，一直在做着锲而不舍的努力，实在说，我对你写出的作品，取得的成就，是钦佩的，是羡慕的，觉得老崔还是行，有时代气息的敏感，有艺术表现的创新（那些年您的小说语言确有自己的特色）。而看了《我和我的亲人们》这本书，我对你过去的看法完全变了。我觉得，一个有这样身世与经历的文化人、大学生，不应当数十年追慕时代的风潮而缺少反省。如果你能早早地将这一对山西人性的体验与反省，通过作品表现出来，那么你的作品的深度，还有其醒世的作用，会让人震惊。现在，虽说迟了许久，有了这本书，也算是一种补偿，让人们知道崔巍该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怎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作为您的收官之作，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这些说的是该写的、该理解的，也是显现你质地的一面。至于怎么写上，应当说，你的这种朴实的笔触，已对您所要表达的事件与情感，做了完整的、充分的表达。一些显而易见的缺憾，多少年前我已有所劝诫，这个年纪了，不说也罢。我最为欣赏的是，您在这个年纪，能将自己的身世如此坦诚地表示出来，这不仅仅是凭了生活的勇气，应当说也是凭了艺术的良知。
这恐怕是我们此生最后也是最长的一次通信了。等我的新的长篇小说《绒仙》出来，我会连同小说一并呈上。现在，且将电子文本发您，让崔静编入书中。
谨颂文祺
2021年11月4日
弟 石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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