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异乡

在异乡 秋天，战争仍不断进行，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的深秋萧瑟寒冷，天黑得十分早。转眼间华灯初上，看着沿街的橱窗，感到无比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落在狐狸的皮毛上，寒风吹起它们柔软的尾巴；内脏被掏空的鹿，僵硬的沉甸甸地挂着；群鸟在冷风中飘摇，羽毛翻飞。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有风自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医院去。傍晚时分，穿过闹市，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其中两条沿着运河，可是太绕远。因此，人们总是从桥上横跨过去到医院。河上有三座桥，随便走哪座都能到。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全身都很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中，也热乎乎的。这医院有些年头了，但风景很美。跨进大门，是个庭院，穿过去，再走过对面的那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通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阁楼。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聚首，坐在为我们治疗的手术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询问各自的病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对，踢足球。”我答。 “好，”他说，“你能重新踢足球的，还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无法弯曲，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任何知觉。医疗器能使膝关节弯曲得像骑三轮车那样自由灵活。可是现下还不行，医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拾足球的，像个锦标选手那样。”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孩子。上下运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问医生：“大夫，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曾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手。 医生回到诊所后的办公室，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治疗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健康的那只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这下你总该有信心了吧？” “不，没有。”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立志要做画家，另一个决心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米兰著名的歌剧院)隔壁的柯瓦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就敢于抄近路，经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憎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打倒军官!”另外有个年轻人，偶尔也跟我们一起走，一共凑成五个人。 那时，他的鼻子被毁容了，有待于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直接上前线，一小时后便受了伤。大夫们给他整过形，可是，或许由于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把他的鼻子整成他期望的样子。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都是陈年旧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一直在打，但是，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我们都戴着同样的勋章；他在前线待得时间太短，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拥有三枚勋章，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久驻前线，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事实上，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小聚，交情平淡如水。 尽管如此，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瓦咖啡馆去时，或在酒店里灯光璀璨、歌声萦绕之际，在黑夜中并肩而行。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熙攘攘，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瓦咖啡馆，那儿富丽堂皇，温暖如春，灯光不太眩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嘈杂，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瓦的姑娘们很爱国。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最开始，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小伙子对我颇为客气，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友爱”，“克己”等等。这些辞令的真正涵意无非是：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从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话后，他们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没错，我确实负了伤，可大伙儿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对于受奖有愧。有时，在黄昏时分，喝得酩酊大醉，我也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得惊天动地的一切。 可是，在秋风萧瑟的夜晚，街边的店铺都关了门，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而行，尽量挨着街灯往家走，这时便觉得，自己决不可能做那种冒险的事，我太怕死了！我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佩勋章的三个人却像三只勇猛的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但事实上我并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个也十分清楚，于是在心理上，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不会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所以，别人也决不会把他看作知己的。 那位杰出的击剑手少校，坚决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倒是夸我口语不错。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实在太简单，我没什么兴趣了。“哦，不错，”少校说，“那不如研究一下语法，怎么样呢？”于是他开始教我语法。没过多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没想好语法之前，都不敢开口跟他说话了。 少校总是按时来医院，一天不落。但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那段时间，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全是胡闹。当时，那种医疗器械刚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愚蠢的想法，他说：“理论就是理论。”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脸的大笨蛋，并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何苦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身形矮小，却在手术椅中笔挺地坐着，他眼睛直盯着墙壁，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 “若真有一天，战争结束了，你有什么打算？”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似乎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应该，就是不该结婚，”他怒气冲冲地说，“就算是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那步田地。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怨恨。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去呢？” “一定会失去，”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把那只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狠狠地拍打着大腿。“肯定会失去！”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他关上了门。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哦……”我为他惋惜，“真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从痛苦中走出来，太难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实在忘不掉这种悲痛。”他抽噎着，然后失声痛哭。接着他抬起头，目光茫然空洞，咬紧嘴唇，泪流满面。他挺起腰板，带着军人的姿态，走过一排排手术椅，出门离开。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却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上战场后，才跟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想到她就这么死了。她过世后的三天，少校没上医院。 之后，他照常来就诊，只是军装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片子，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跟他类似的伤情，但都完全恢复了。 我不知道医生从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