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城市里的孤独——作者：梁文道

喧嚣城市里的孤独 作者：梁文道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一个结业书店的老板，后来已经走到了连移动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层层叠叠地压住，死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主角是个处理废纸的工人，在十五年来每天要压毁无数书籍文献，外表肮脏的他竟然在这三十五年里饱览群书，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个学问极大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走进压纸机里，抱着心爱的诗集，让机器里的沉重书籍渐渐压断自己的肋骨…… 我们的二楼书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逛书店的路线图，到了港岛，湾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后来也没再见过这样的店了，马国明开的“曙光”专售英文书，与后期由罗志华主理的“青文”共同占据巴路士街楼上的一个狭小单位，一间书店其实是两间书店。一开始我总是光顾“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文书我还买不起。而“青文”曾经是诗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虽小，文学书的种类倒是很齐全。这些书后来一直没怎么动过， 十年，二十年，它们还在。店面成了货仓，乃一家书店开始朽坏的迹象。渐渐地，我一进门就往“曙光”的方向走，总是抱了一堆书出来才觉得内疚，好像有责任要帮罗志华买点书，不管是否重复，不管是否喜欢，我还是得捎走几本书才好。现在的“二楼书店”只是名词，真正的楼上书店甚至已经搬上十一楼了。 我们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陆文化热，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与甘阳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大丛刊书系不只冲击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让我们香港读书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而台湾正是解严前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民进党还是股青春的民主进步力量;当年的台湾出版物记录了这一切，总是叫我们大开眼界。至于香港，新左余威犹在，“新文化人“与年轻的本土学人正吹着欧陆风、福柯、罗兰·巴特、阿尔杜塞乃至于后现代主义一股脑地进占了主流报刊的专栏角落。“青文”是这三种势力的汇流地，去“青文”和“曙光”打书钉，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十年的新启蒙运动终止于八十年代末，陈水扁的执政束缚了台湾的民间力量。香港?“新文化人”都转行了，曾经是华文世界第一本福柯专论作者的邵国华跑去开办流行少年杂志《Yes》。 我们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时候，罗志华就在收银机旁编书校对。他出版了今天红得发紫的陈云回港后第一本专栏文集，出版了游静、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丛书的名字很有气魄，叫做“文化视野”。每次见他，他都说“最近实在太忙了”。如此细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该不该叫它做生意，究竟有什么好忙的呢？可是看起来他又真的很忙，永远坐在收银机旁吃盒饭一副动弹不得的模样。只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空去楼下吃饭，但那天轮到我忙了，我赶着去录电视节目。某天，我看见他正在大量影印着什么，竟然是一本诗刊--“反正卖不了多少，还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个二三百本，卖完就算。如果还有人要，我就现场再印一份给他”，他说。 太多太多的象征意义，象征太多太多的孤独与失落。我宁愿记住一些具体的个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后一天，马家辉来电，叫我去帮忙关门收档，我又要录节目，去不成。后来再听见罗志华的消息，是朋友从他的货仓那里买来一套书赠我。呀，竟是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瀚（James Cahill）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中译本，硬盒精装，插图印得比英文原版还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见这套书是八十年代，虽然一见就喜欢，但一个穷中学生又怎买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后，它居然神奇地出现在罗志华座位后的橱子上了，很高很沉……原来他见无人帮衬，就收了起来，最近才又重新搬回来碰碰运气。我有钱买，却又嫌重，遂请他替我留着。留着、留着，我一直没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欢，在他的货仓闲逛时看见了就说要买。罗志华就对他说:“这套书我本来要留给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拿。这样子吧，你就先买，我立刻再订。”后来我还怪朋友为什么不说穿，省得罗志华再订，难道我真得去多买一套吗? 知道罗志华的死讯之后，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别去想他死的过程。他是清醒的吗？他是立刻窒息？还是在不得动弹的情况下等待了几天几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书里有两本巨大沉重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罗志华，你真的为我再订了那两本书吗？罗志华，我该什么时候过来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