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
2
曾经的我很膨胀。
我是母亲年近四十岁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儿。我的童年,母亲忙得从来不管我。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这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砖头厚的书。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也没有一个人表扬过我。我自己为自己自豪。
我那个年龄,很容易骄傲。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课时,从来没听过课,脑子里把看过的小说自编自导一遍。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我上小学的年代,文学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
看这些小说,我感到一餐啃两个红薯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抢,也没有人打我,还有两个红薯吃,还能看闲书。少年的我,据此得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
我十二岁了,我膨胀得要炸裂了。我在屋里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在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我不辞而别,南下去看大世界了。
选择南下,是因为我在1982年的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故事。北京有一个善人,专门收养流浪儿。她在冬天收养了一个流浪儿,那个孩子冬天睡在水泥管道里,把腿冻坏,截肢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知道如果去北京流浪,会把腿冻没了。
我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上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头发很短,脏兮兮没洗脸的我,看着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贩子辨认不出我的性别,也没盯上我。
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没有学校读书,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旁。
一回到家,只有母亲还用慈祥的眼神爱着我,父亲和大哥哥对我恨之入骨,说我丢了他们的人。村里,年长的族兄找到了母亲,说我丢了整个范家的脸面,让母亲把我打一顿,赶出去。
这时候,十二岁的我清醒过来。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母亲并没有抛弃我。母亲支使哥哥为十二岁的我谋了一份民办老师的工作,让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学教书,安顿了我。
3
我离开对我家暴、酗酒的男人,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襄阳,母亲没有异样,只是沉着地说,不怕。但大哥哥马上像躲瘟疫一样,让我赶紧走,别给他添麻烦了。
按照襄阳农村的传统,成年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母亲没有帮助我的权力。母亲是政治强者,但她不敢和中国五千年的三纲五常对抗。爱我的母亲对我说,我的大娃子不上学了,不要紧,母亲每天会求告老天爷,祈求老天爷给她一条生路。
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
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
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大儿子在国际学校上学前班,小女儿是刚三个月的小婴儿。男雇主给大儿子雇了一个少林武校毕业的武术教练,在自己家盖的写字楼里辟出了一块三百平方米的场地,装上了梅花桩、沙袋、单双杠……给庶子一个人使用。除了学武,又找了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霸,做家庭教师,包吃住,负责接送孩子,指导孩子写作业,领着孩子去习武,还教六岁的孩子编程序。
我只负责三个月的小女婴。小婴儿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岁。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化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大女儿交了两个同龄的不上学的朋友。一个叫丁建平,一个叫李京妮。丁建平来自甘肃天水,丁建平不上学是因为妈妈抛弃了爸爸,爸爸生气。爸爸还说,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上,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反正上不成个器,就省点钱不上。
李京妮不上学,是因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还去骗李京妮的妈妈,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妈妈发现受骗后,气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个善良的人,没有抛弃李京妮。可爸爸说,李京妮是个户口也没有的黑孩子,城里的打工学校,都是没办学资格的黑学校,娃子们在里面上,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学。李京妮是黑人,没必要再上这黑学籍的学校,来个双料黑。
有母亲在求告老天爷,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快乐地生长。三个大孩子一起看护一个小孩子,很轻松,孩子们每天都好得很。三个孩子,每天对着小女儿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唱得眉飞色舞,玩得欢天喜地。
4
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车炫表、炫皮包、炫衣食。这些炫法,我们皮村都不屑。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比谁家养的狗多。我在皮村认识的工友郭福来是河北吴桥人,在皮村做建筑工,住在工棚里。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领着一支由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工棚巡视,羞辱住在工棚里的农民工。
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房东是政治家,不屑养狗部队,只养了两条狗。一只苏格兰牧羊犬,一只藏獒。房东告诉我,苏格兰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聪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组成联盟,他们是天下无敌。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总统的府邸,享受着天下无敌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为啥买了这么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麻木、懦弱的人。我一直看报纸,不求甚解地闲看。如果把这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自从可以打工,报纸上说,农民女人不自杀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农村女人不自杀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过一篇“野鸳鸯最易一拍两散”的报道,讲的是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这样异地联姻的女人。
在北京这样的城中村里,这样没妈的农民工的孩子也很多。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缘故。我的大女儿交的两个朋友,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最惨的。
我的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后来,大女儿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顾后,在14岁那年,从做苦工开始,边受苦,边学会了多项手艺。她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相比较,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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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今年,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生产队征收土地,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我和女儿还有大哥哥一家子户口都在村里,有土地。村里征地,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钱,不公平。队长贴出告示,每家要派个维权代表,上政府告状,争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门打工去了,我们家的代表只能母亲来当。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为儿女奔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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