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小伟》作为青年导演黄梓的长篇处女座，有着令人惊艳的生活本身的细节还原，而恰恰是这种贴近生活的讲述，在观影之余，让我们反思自我与家庭的关系。
这部电影以导演自身的经历为原型， 有着浓浓的个人印记。他以父亲的名字命名了影片，又在结尾放了真实一家三口的视频片段，作为对父亲的追忆，过往的反思，和希望通过影视来完成未能够在现实中真正发生的某些缺憾，从而与自身和解。
最近接连看了3部讲述癌症的片子。《送你一朵小红花》、《缉魂》，与前兩者相较，《小伟》没有把故事的重心放在讲述癌症本身，而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这种特殊的情境里，家人、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并不断的对这些关系做出反思。
母亲慕伶最初选择了向患病的丈夫和刚刚成年的孩子隐瞒真实病情，由自己来背负所有的哀伤。这样的选择在中国家庭中并不罕见。女性对于苦难的耐受性和抗压力方面，往往有着与柔弱外表不相称的坚韧力量。
有太多病人在得知自身身患不治之症时，并非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恐惧。和很多人赞同和要求病人要有知情权看法不同，我认为是否让病人有知情权，要看病人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家人告知的方式。在心理承受能力弱，或者当下病人无力负担更多的心理压力时，告知实情，可能是一道催命符。
保障病人的知情权，实际上真正要保障的是病人拥有选择自由，即他在得知余生不多时，想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再去做些什么才能降低自身的缺憾。而不是由其他人代替病人去做选择。那么，如果病人内心无力承受打击的时，在适当的隐瞒下，病人是否依然可以达成拥有选择自由的权利，有哪些方案，哪些方法，什么样的语言诱导，才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的。
告知的方式和时间也很重要，随着病情反反复复，日益严重，病人总会猜测到真相，甚至可能为了避开家人在绝望下互见的情况，即便知道也假装不知。
如果一件事本身的结局几乎无法扭转，将所有需要经历的过程，找到痛苦程度最低，可接受度最高的方案。即在告知一件绝望事实的同时，不让恐惧压垮病人自身，看到伤害的边界和程度，而能有应对苦痛的信心。
希望不是真正绝望的解药，不恐惧才是。
作为父亲的伟明患病后，母亲慕伶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然而影片中几乎看不到来自儿子一鸣或者丈夫的感激。有人说这是丈夫和儿子对妻子付出的漠视和不理解。
以个人经历过的感受而言，真相很可能是恰恰是相反的。
当一个无法解决的悲剧笼罩在一个家庭的时候，就像是永远不会散开的乌云，无法穿透的阳光永远只在乌云以外，不希望个人情绪的爆发引发家人的伤悲，拼命的隐忍却恰恰令气氛变得更加压抑。
母亲希望担负起家的重担，照顾好丈夫、儿子，但是太沉重太沉重，所以她会突然崩溃，没有人能够分担她的悲伤。
儿子在出国留学前夕，面对家庭巨变，一方面是自己的希望、未来和新生。一方面是父亲的疾病、衰败和死亡。不同情绪氛围里，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痛苦的死亡的黑色压抑之下，他不懂得应该如何提出原本计划好的出国方案。他寻找不到一个突破口去宣泄自己的情感，他想逃避真实，来避免直面伤痛。
母亲想要让原本由疾病带来，即将和支离破碎的家，努力搞得如同之前一样。她努力照顾父亲的病，给孩子准备餐食。甚至极力避免提及病情的真相。但这种让一切如常的努力，在极限压抑的氛围里，往往不能够如愿。就像无法在孩子的年岁上，理解为何不让父亲直面真相，为何已经变化的世界，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如常的睡觉，吃饭。他看上去母亲是自欺欺人，却恰恰是成长后才明白的，那是对于人生之苦，他人之痛的悲悯。然而这种年少的无知实则并非一种需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呵斥的原罪。为其求真，敢拼，才是少年的天性和能量。没有人与生俱来就能够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样，可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温柔。甚或有些人一辈子也未尝明白半点。
父亲当然了解母亲的痛，但为其了解，才会不断自责。自己如何从一家的顶梁柱，变成了所有人的负担。除了悲伤和压抑，自己还能够给家人带来什么?除了自身面对病痛的折磨和对未知死亡的苦痛。家人越懂事，越努力，越拼命，其带来的自责感越强。他一个一手改变家庭阶层，令孩子可以有机会出国留学的男人，在失去了健康的身体，无力为家庭带来帮助，且会给家人带来负担的时候，所体味的又何止是病痛那么单纯。他为什么会降低智商去相信广告中的不合规药品，是因为他太希望能够尽快好起来呀，他太想去分担妻子的辛劳，让孩子能够出国有个更好的前程，他太想重新去担负起家庭的责任。成为家里个子最高的那个支撑，再度为妻儿遮风挡雨。然而，如今的他，却无能为力。
爱到至深反而无法言说，进而失语，看着似乎疏离。
可是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可以与陌生人共情，甚至洒泪。也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善事去帮人。我们会在一个可怜人离去后大声疾呼，会在朋友受困时不断安慰。
能说出口的，恰恰情感参与的，没有那么深。
王源有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在他《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上唱到哽咽。人们很容易对这首歌的歌名感到共鸣，却未必能够在困扰他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感受。
在困顿中的人们，需要的其实是理解、支持，而非同情和自以为是的关心。
父亲伟明和母亲慕伶，同时选择以谎言来遮盖发生在自身家庭的变化，以应对近邻的关切问候。
成人会更懂得自我保护，这世上看热闹的人多，愿意真的伸手的人少，愿意长时间的支持的，更是寥寥无几。他人的苦难，更多变成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活在世间，生而为人的尊严， 使得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人的同情，成为被怜悯者。所以母亲在见到小学同学时，拒绝了后续的联系，并转身跑掉。
而少年的世界却又不同，他会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死党。虽然于事无补，但少年人间的关怀更为真切和单纯。与成人世界里满是人情和付出回报的利益权衡相比(电梯里关于探病果篮价格的对话，和母亲不让姑姑下次买果篮费钱的行为)，少年的世界里，呈现出某种理想化的色彩。
在影片第三部分，超现实的影像讲述里。父亲最终回到了小岛上，与关系疏离的哥哥、母亲和解。那时哥哥与母亲尚在人世，他吃了一碗母亲亲手做的朴素的粥和馒头，跟着寡言的哥哥去看看父母的坟。儿子一鸣却在那个小岛一个废弃的旧屋中，看到了衰老的母亲面容，经历了父亲当初离家时，祖母为父亲裁制衣裳的旧日过往。结尾处，父亲离世后，一鸣向母亲索要了那件黄色的衬衫，然后穿在了身上。都是年少时有着改变世界的梦想，追梦归来的少年走到垂老的日暮，开始想念和寻根。成长中代际间的理解，往往在时间上是错位的。这种错位导致很多人长大后，对过往无法重来的故事，总抱着某种缺憾。导演选择拍一部这样近乎自述的故事，期待完成的便是弥补缺憾的圆满。即便它只是在影像当中。
作为一部导演长篇处女座，它并不完美，却又瑕不掩瑜。细碎的生活细节和贴实的生活记录，让这部片子带给人们一个自我生活窥视的机会。生活在广东十几年的我，看到熟悉的属于广东人幽默而又浑不吝的对于苦痛的消解，感叹导演对于本土生活特质的神准情节、语言抓取和还原。在普通话一统江湖的影院里，对于粤语本土的风情越来越买少见少。可惜的是影片的影院排片量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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