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

马上就要到教师节了，1985年9月10日，新中国的教师们迎来自己第一个教师节。大家都知道教师节在9月10日，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教师节是如何而来的。 在古时，我国的教师节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每到孔子诞辰日（农历8月27日），皇帝就会率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还会请教师们吃饭，当时虽没有确立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但教师已开始享受节日休假、会餐等福利待遇了。唐宋时代，每到这一天，国都和各州、府、县都要举行孔子诞辰祭典，当时的祭典非常隆重。到了清代，孔子诞辰祭典的规模和范围愈加宏大，成绩最为卓著的教师在这天会被授予八品职衔，提升为院长、监院、掌教、馆师等。 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教师节是1931年。当时，教育家程其保等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发表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并议定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不久，民国政府先是同意6月6日为教师节，后又将教师节改为8月27日（孔子生日）。并提出了“以鼓励教师服务精神、融合师生情感并唤起社会尊敬教师之观念”这样的宗旨。另外还颁发《先师孔子诞辰与教师节合并纪念秩序单》，将教师节庆祝活动 仪式化。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于1985年1月11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中国的9月10日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教师节也就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师节。 而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是因为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活动，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同时，9月份全国性节日少，便于各方面 集中时间组织活动和突出宣传报道，促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了解到的新闻，看完之后内心真的大受震动，事情发生在湖北省的一个小山村，主人公是人民教师胡波。 胡波今年42岁，位于湖北西北方向名为“龙兴”的小小村庄里，他是少有的“青年人”——在只有300多人的村庄里，青壮年的劳动力已经输出至别处，还留在村里的青年人屈指可数。胡波留下来，为的是遵照老父亲的嘱托，为了同样屈指可数的孩子们，在只有一间教室的村小里，做唯一的一名乡村教师。即使到了今年九月开学季，这间教室里的学生也只剩下了一名学龄前的5岁儿童。 “只有人从这里走，没有人愿意来” 龙兴村里的读书声是很多年间慢慢消亡的。孩子们最多的时候，村里的小学里有一百多名学生，路过学校能够听到书声琅琅。胡波说，那时候村子里的人也多，整个村子大概有六七百人，大人和孩子们都在。 那时候胡波的父亲也还在。“他在村里的小学教了40年的书，我也做过他的学生。”胡波的父亲胡启林从1973年起就在村里教书，直到2013年退休，他或许不算是学校成立后的第一位老师，却是交接这座村小“接力棒”最后一人，胡波则成为接下这个“接力棒”的唯一人选。 在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龙兴村的位置最为边缘，它藏在连绵的大山里。村里的学校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小学”——因为规模太小，位置偏僻，距离县城有超过1小时的路程，这些往往只有少数孩子就读、不具备完整六学年的学校，只能被称作教学点。“这里基础设施落后，位置闭塞，与大山里的村庄命运相同，从来都是只有人会离开，没人愿意到这里来。” 现在是小学人最少的时候。2019年的秋季学期，整个小学里只有一名不足学龄的5岁孩童。胡波说，这也是因为村子里的人少了，“大山里的人陆陆续续走了出去，留在村里的人也只剩下了老人孩子。”胡波说，山里的人似乎觉得只有下了山，自己的人生才有可能走向上坡路。 “要是我都不愿待在家乡，还能奢求别人吗” 人人都要往外走，胡波最开始也并非主动“逆行”留下。在回到深山里前，胡波曾在附近的楼台乡小学任教15年，是已经走到了“山下”的人。面对父亲的嘱托，胡波最开始并没有被说动，他犹豫再三，“要回去吗？回去之后还能有发展吗？会不会就一辈子陷在这山野之间了？” 深山中教学点的环境，并非人人能够适应，比起普通完全小学的常规教学，对于教师来说，这里的工作难度更大。胡波说，近十年以来，龙兴教学点的生源几乎是持续减少，到了大概2009年，教学的年级从一至四年级，缩短至学前班及一年级共两个年级。在他的印象里，自己接手龙兴教学点的时候，学校只有5名学生，而随后的六年里，这个数字没有超过10人。 上世纪，因为学生多、老师少、教室少，而在乡村小学流行的“复式班”教学方式，直到今年上半年，在龙兴教学点还在沿用。通常情况下，一间不大的教室里会容纳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教师需要在固定的上课时间里穿插教学，可能上一秒还带着高年级的同学做算术题，下一秒就抄起了课本带着低年级朗读语文课文。 胡波说当同时面对学龄前儿童和一年级学生时，上课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大，这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带孩子”的工作，“学前班的孩子需要按照《幼儿园工作规程》，寓教于乐，渗透知识，而对于一年级的学生，学的知识相比而言要深奥得多。” 所以为什么胡波最终选择了留下？胡波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他“走不了”。心里总响起父亲胡启林对他讲过的话，“因为如果是别人来，恐怕在这里待不住，也无法安心教书，而咱的家就在这里。” 胡波说，他能够理解那些不愿意选择村小教学点的教师，因为“自己也是这样”。不同的是，这所缺少教师的教学点，是自己家乡的村落，也是曾经培育过自己的母校，“我和父亲都是这样，除了要面对前途的选择，还要考虑到责任。我是这个村的人，如果我自己都不愿意回来去尽这一点责任，那么有什么理由去希望有其他老师来呢？” “只要还有一名孩子，我就再教一年书” 2016年，位于龙兴村村委会内的教学点被重新翻建，学生们离开了土坯房，拥有了一间80平方米左右的小小教室。在一些角度下，教室也有家的模样：在教室边的小小隔断旁，厨房灶台，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唯一的教师办工作桌塞在教室的角落。 在工作期间，那些孩子们眼中的“胡老师”也是他们的“炊事员”、“保育员”，在爷爷奶奶来不及接走孩子的放学后，“胡老师”又变成了他们的又一位“家长”。 在整间教室里，墙上的推拉式黑板和多媒体设备当属最新的摆件。这些年站在这面黑板前，胡波面前的学生，有时候是五六个，有时候是一两个。到今年，整间教室里也只剩下了唯一的一张学生课桌。 每天上午八点，这名刚刚五岁的孩子会被父母送到教室，来上学前班。一天中的课程，总是以早读开始，路过教室门口，偶尔会传来声线稚嫩的读书声，一位老师和一名学生之间的一问一答。打开多媒体设备时，是教室里最热闹的时刻——除了大人与孩子间的对话，教室中终于传来了第三种声音。 学生少却不意味着教学的散漫，两天前，记者联系到胡波的时候正是下午，胡波听明来意便匆匆结束对话，“现在学生还没有放学，等稍晚些再聊吧。” 胡波说，他有时也会告诉孩子，在他们稍稍成长一两年之后的未来，他们所就读的学校就不会再是“这个样子”，那里会有更多的教室，会有许许多多的同学伙伴，能遇到更多的讲解不同科目的老师。“孩子们听到这些的时候，眼神里会有胆怯，也会有憧憬。”有懵懂又乖巧的学生向胡波表达过自己感谢，也询问过“为什么这里只有胡老师？为什么胡老师没有在那样的小学里教书？” “因为村里还有孩子，他们还需要我。”这是胡波，也是胡波的父亲一直默默藏在心里的答案。 距离龙兴村最近的一所完全小学是寄宿制，位于村庄8公里山路外。如果没有龙兴村这个教学点，也就意味着五六岁的孩子将被托付给寄宿小学，度过漫长的一周，才能回家一次。胡波说，只要村里还有适龄的孩子，他就不会离开龙兴村，“本应就近上学，如果跑去那么远的地方，小娃娃要吃多少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