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

从晋至清，历经1660年，消渴病的研究取得了相应的发展。隋代巢元方根据消渴征候表现、兼证、预后的不同，在《诸病源侯论?消渴病诸侯》中，将消渴归纳为消渴侯、渴病侯、渴后虚乏侯、渴利侯、渴利后损侯、渴利后发疮侯、内消侯、强中侯等八种征候类型。对本病的病因病理也有补充，认为消渴发病原因主要是服五石散，使下焦虚热、肾燥阴亏所致。巢氏还明确认识到消渴病易发痈疽和水肿等并   2 发症。并提出导引和散步是治疗消渴病的“良药”，主张饭前“先行一百二十步，多者千步，然后食之”，以初步认识到体育疗法的重要意义。   唐代对消渴病的认识和治疗等有较大的发展，孙思貌于《千金方?消渴》中，认为消渴乃嗜酒之人，“三觞之后，制不由己，饮瞰无度，„„积年长夜，„„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所致，对后世消渴病机燥热学说有一定的影响。孙氏认为消渴病“小便多于所饮”的机理是内热消谷，“食物消作小便”所致，这一认识为消渴病的饮食控制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消渴征候的表现多有补充，除“三多”症状外，还记述了“呼吸少气，不得多语，心烦热，两脚酸，食乃皆倍于常，故不为气力”，或“精神恍惚”等症状。并认识到本病治愈较难，常易复发，“服枸杞汤即效，但不能常愈。”尤其可贵者，孙氏不仅明确提出饮食控制疗法，而且把饮食控制疗法放在治疗的首位，他说:“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它，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在药物治疗方面，收载治疗消渴方剂达52首，其中以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清热生津之品为多。王焘在《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门》中，最先记载了消渴病尿甜的发现，引《古今录验方》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消渴病也。”又引祠部李郎中说:“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并有服药后“得小便咸若如常”的记载，说明当时已将小便有无甜味作为判断本病是否治愈的标准，同时对尿甜的发生机理进行朴实而科学的论述，谓:“消渴者，原其发动此则肾虚所致，每发即小便即甜。医者多不知其   3 疾”。对饮食控制疗法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主张“先候腹实，积饥乃食”，反对患者无限制的过多饮食，“食欲得少而数，不欲顿而多”，即少食多餐。并宜食后“即须行步”，不宜“饮食便卧，终日久坐”，还主张患者作适当的体力劳动，“人欲小劳，但莫劳疲极也。”在药物治疗方面载方47首，药味约有98味之多。   宋代王怀隐等著《太平圣惠方》，其中有“三痟论”一卷，明确提出了“三痟”一词。谓“夫三痟者，一名痟渴，二名痟中，三名痟肾。”“一则饮水多而小便少也者，痟渴也;二则吃食多而饮水少，小便少而赤黄者，痟中也;三则饮水随饮便下，小便味甘而白浊，腰腿消瘦者，痟肾也。”至此之后，多数医家根据消渴“三多”症状的偏重不同而分上、中、下三消。王氏根据其证候表现、并发症和预后的不同，将消渴病分为十四种证候类型进行论治，载方177首，常用药物有:人参、花粉、黄连、甘草、麦冬、知母、地黄等。   金元时期的刘河间、张字和等发展了三消理论，提倡三消燥热学说，主张治三消当以清热泻火、养阴生津为要。刘和间《三消论》是阐述三消燥热学说的专著，可称为是中国第一部消渴病专著;他认为三消的病因病理系由“饮食服饵失宣，肠胃干涸，而气液不得宣平，或耗乱精神，过违其度，或因大病阴气损而血液衰虚，阳气悍而燥热郁甚”所致。对三消本证和兼证的关系论述精辟，说:“消渴者，多变聋盲疮癣痤痱之类”，或“虚热蒸汗，肺痿劳嗽”。并将本证与兼证的种种表现，皆归咎于“热燥太甚”，从而得出“三消者，燥热一也”的结论。提出三消的治则是“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   4 除肠胃燥热之甚，济人身津液之衰”，推崇白虎、承气诸方，所创宣明黄芪汤，立意在于补肺气以布津液。刘氏论治，多偏于寒凉，补充发展了用寒凉药治疗本病的经验。刘氏的独到之见，受到张自和和李东垣的推崇和赞成。朱丹溪更是发展了刘和间的三消燥热学说，在《丹溪心法?消渴》中说治消渴应当“养肺、降火、生血为主”，三消学说经丹溪学派的不断充实之后，形成了一套以养阴为主的消渴治疗体系。   明代医家重在对消渴治法的探讨，戴元礼注重益气，在《证治要诀?消渴》中云:“三消得之气之实，血之虚，久久补治，气尽虚，则无能为力矣。”并学习一僧人专用黄芪饮(即黄芪六一汤:黄芪、甘草)加减治疗三消的经验，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对后世医家用药颇受影响。戴氏经临床观察，对三消预后及并发症有新的发现，如“三消久而小便不臭反而甜，气在溺桶中滚桶，其病为重”，比较符合临床实际。李健斋主张治消渴重补脾益肾，于《医学入门?消渴》中谓:“治渴初宜养肺降心，久则滋肾养脾。盖本在肾，标本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润，肾冷则气不升而肺焦，故肾气丸为消渴良方也。然心肾皆通乎脾，养脾则津液自生，参苓白术散是也。”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在《医贯?消渴论》中说:“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其间摄养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肠胃合消，五脏干燥，„„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唯六味、八味及加减八味丸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则渴自止矣。” 还有张景岳、喻嘉言等。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理脾胃为主，特别重视养脾阴，如《慎斋遗书?渴》中云:“盖多食不饱，饮多不止渴，脾阴不足也”，“专补脾阴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清代医家对消渴的认识和治疗，既吸取前人精华，也有所创获。如对消渴发病的机理，黄坤载、郑钦安认为消渴之病责之于肝，成为本病从肝论治的理论依据，黄坤载在《四圣心源?消渴》说:“消渴者，足厥阴之病也，”又在《素灵微蕴?消渴篇》说:“消渴之病，则独责肝木，而不责肺金。”郑钦安在《医学真传?三消症起于何因》说:“消症生于厥阴风木主气，盖以厥阴下水而上火，风火相煽，故生消渴诸证。”唐容川《血证论》有因瘀致渴的记载。对消渴的治疗，费伯雄补充发展了化痰利湿的治法，在《医醇剩义?三消》中认为:“上消者，„„当于大队清润中，佐以渗湿痰之品，盖火盛则痰燥，其消烁之力，皆痰为之助也，逢原饮主之;中消者，„„痰入胃中与火相乘，为力更猛，食入即腐，易于消烁，„„清阳明之热，润燥化痰，除烦养胃汤主之;下消者，肾病也，„„急宜培养真阴，少参以清利，乌龙汤主之。”陈修园根据脾喜燥恶湿的生理特点，在《医学实在易?三消症》中强调“以燥脾之药治之”，主张用理中汤倍白术加瓜蒌根治疗。   三 充实提高阶段 清代末年，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对糖尿病研究的成果充实了消渴病的内容，使中医对消渴病的认识有了提高。张锡纯结合西方医学编写了《医学衷中参西录》，谓“消渴，即西医所谓糖尿病，忌食甜物。”   6 并明确提出上消“当用人参白虎汤”、中消“当用调胃承气汤下之”、下消“宜用八味肾气丸”，并创制玉液汤和滋膵饮，为后人治消渴开拓了新的思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中医药事业取得很大的发展，对糖尿病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逐步深入。在辨证论治研究方面，对一些临床证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辨证论治规范化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对中医辨证指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各种检查与中医辨证分型呈现了某种相关关系，对于弥补中医四诊的不足及指导治疗能起到某些辅助作用。在单方、复方降糖作用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大量资料证明不少单方、复方有较好的降血糖作用，尤其在单味中药的降糖方面进展明显，复方研究有待加强，并研制出糖尿病模型进行药理研究。在作用途径方面，经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治疗糖尿病不单纯是增加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而是经过多种途径而发挥作用，它能降低血糖、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改善胰岛素抵抗、促进周围组织和器官对糖的利用等。   综上所述，中医对本病的认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消渴理论渊源于《内经》，辨证论治出自于《金匮要略》，证候分类起始于《诸病源候论》，体系形成于唐宋。唐宋以后的医家均从不同的侧面对消渴理论和治法等作了补充和发展，内容丰富，为我们今天研究消渴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今天，我就讲这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