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已无我”——２３位“两弹一星”功勋剪影
刘宏伟
“两弹一星功勋”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词组，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在人民大会堂里被高调喴出后，如今已成网上热搜词组。２２年前的那个午后，２３位“两弹一星功勋”从历史的大幕后面走出来，第一次集体脱密，集体亮相，集体受勋。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但他们投入“两弹一星”事业时，全都是“我已无我”的精神状态！因而，让那２３枚奖章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来自５１５克的纯金质感，更来自他们闪耀一生的人性之光——
于敏：从“学神”到“中国氢弹之父”
青年时代的于敏远超“学霸”，堪称“学神”！无论是在著名的天津耀华中学，还是在更加著名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物理系，他的各科成绩从来都是名列榜单。最神的是，在那么多聪慧过人的同学中，别人的考分大多不过60分以上，于敏却回回都以满分夺冠！他的学号1234013，更是未名湖畔响当当的明星学号！
这位“北大历史上少见的好学生”很快进入中国科技界高层的视野，被直接调进国家新组建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不出９年，于敏带领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就完成了“费米系统”、“原子核相干效应”等一系列国际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与后来国际上颇具盛名的“相互作用波色子模型”十分相似。据此，于敏不仅一举打破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一片空白的局面，更昭示着他在“基本粒子研究”这一高端研究中即将获取重大成果。而恰恰就在这时，中国的氢弹研制召唤了他——
在高峰林立的科研领域里，这是一种极其艰难的“跨界”行为，其中隔着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万水千山，更意味着于敏必须丢掉已有的和即将拥有的全部光环。让于敏不惜舍弃一切开始这一场长途跋涉的，是童年时代因日军侵略而饱受的丧国屈辱，是“不再让中国受人欺负”的报国愿景，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毛泽东主席发出的那个高瞻远瞩的号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于敏将这个“快”字融进了生命中。首先是立刻走进氢弹理论知识的大山里！外人无法真正了解于敏有着多大的研习量，单单看那一个个高深莫测的学科名称，多少能够窥见一斑：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计算物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辐射输运，等等等等，更有堆积如山的资料以及海量的数据需要他去融会贯通。
当于敏在大脑中很快搭建起氢弹理论的庞大知识架构后，迎头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验证一组国外权威数据。那是个新的截面实验，涉及到氢弹设计的重大难点，数据非常理想，刚刚发表在国外权威期刊上。问题在于，若是对那个数据再做一次相关实验，势必耗费大量资金和两三年的漫长时间；但若盲目引用，万一有误，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于敏选择了用他刚刚搭建起的氢弹理论知识架构对那个来自国外的实验数据进行计算验证。这之后便是反反复复的分析与论证，是身心疲惫到茶饭不思、睡卧不宁的时时刻刻。有个深夜，妻子孙玉琴看到丈夫第二次服下安眠药后仍然无法入睡，便起身默默陪着思索中的丈夫。直到天色微明，忽听于敏兴奋地大喴：“我知道了！”
于敏完全否定了那个权威数据！他用核反应的基本原理作推导，对其中的物理机制以及物理因素做出了主要矛盾的分析和诸多元素的比较，用严密的逻辑证实了自己的结论，为襁褓中的中国氢弹研制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他的首次担当！后来，那家国外权威期刊又刊出了一则“原先数据有误”的消息，让人不免心生猜测……
就这样，尙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氢弹研制，因于敏等核心科学家的悉心看护而少走了弯路。1965年9月，于敏来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来到这个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主战场，与邓稼先、周光召以及他们各自的科研团队大会师，展开了后来名垂史册的“中国氢弹百日会战”。那是一百个睡铁床、铺稻草的日日夜夜，是一百个荆棘丛生、殚精竭虑的日日夜夜，更是一百个活力四射、随时都有新发现的日日夜夜。接近年底时，邓稼先和于敏联手完成了中国氢弹的“邓、于理论方案”，硬是将一张白纸式的中国氢弹，勾画出了后来轰动世界的精彩模样。
由此，中国氢弹的研制驶入了快车道。当中国第一颗氢弹在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爆成功之后，全世界后来都在传说着一组有关的数据：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而那2年8个月的时间，正是于敏隐姓埋名地与氢弹悄然共舞的岁月！那时没人知道这个，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不知道。紧接着，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的研发又召唤了于敏！直到1988年，于敏的身份才被解密。这一年，当初风华正茂的于敏，６２岁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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