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是“中国好书”作者徐风的全新散文集《江南繁荒录》。
这本书面世两个月，就获得了“中国好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月榜以及《新京报》春季书单等11项推荐。将书捧于手中，青苔色封面给我们带来绿草茵茵的气息，似有江南“草色遥看近却无”之感。细细翻开，一个被江南屋檐、桑蚕及紫砂元素围绕的文本徐徐展开。书中，徐风抛开人们对江南固有的“唯美”“诗意”等标签，将一个文脉深厚、耕读桑麻、温润风雅的江南娓娓道来。在这部非虚构系列散文里，他穿越历史与山河，讲述了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繁华与荒芜，其角度独特、气场充沛，展示着别样的江南秉赋与风貌。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江南繁荒录》的内容。
本书共有“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三个篇章，在“青玉案”中，徐风追溯历史，还原人物，他从伍子胥、陆机、韦应物，写到蒋捷、顾宪成、褚南强，他用散文家之笔赋予历史人物当时的心境，在举手投足的描写间刻画性格，描摹精神，梳理了人文江南的脉络源流。第二篇章“声声慢”中，他关注田垄村落，为土地上的耕作者和乡村教育的传承者立碑作传。他重回先秦散文叙事的传统，注重时代氛围的构建，强调事件起因发展的叙述，着力刻画人物性格的细节。第三篇章“风满楼”中，他审视江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大雅与大俗，发掘这些优雅、精致、高深的旨趣和日常生活的联结，讲述当代紫砂新的气象。
在《江南繁荒录》中，我们会了解到很多以前几乎不曾听说的名词，诸如一个已然消失了的民间神奇组织：乡村惜字会。书中写道：
这个民间社团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文字的尊严。每天傍晚，由小镇关帝庙的小和尚，带领在宗教堂读书的孩子们，上街挨家挨户收集写过字的废纸，然后统一在关帝庙的“七石缸”里焚化。在这个小镇上，就是三尺孩童也知道，写过字的纸片是不能乱扔的。此间的价值观里，文字肯定是高于一切的东西。
这种乡村惜字会，从明代的时候就有，常见于江南乡镇，在农闲的时候，惜字会还会在小酒铺里，借着一壶茶、半盅酒，几碟茴香豆，举行讲习、诗会、灯谜等活动，进行文字传播。可能有人会问，这些活动的经费从哪里来呢？支撑这个民间惜字会运转的经费，都来自小镇望族们捐献的几十亩“公田”，凡是这个小镇上读书有出息的学子，都可以按“出息”的级别等次，得到不同数额的资助。一块斑驳的石碑至今还屹立在小镇的某个公共场所，上面记述了惜字会的宗旨和运作概况。其中，经费公开透明，具体到一分一厘，这可能也是文字带来的严谨和自律吧。
在我们今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那么，当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弃的时候，江南的乡村教育又是如何运转的呢？
彼时江南的乡村教育，已经有了盘根错节的网络体系。不再选拔举人进士，固然给太多的读书人带来困顿与迷茫，但铁律一般的民间价值观，水银般浇注在这片山河土地上，丝毫不会减弱人们对读书的热情。一些有实力的开明绅士站出来，出钱办教育，把原先的那些书院牌子，换成了师范讲习所。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便是乡村教育的后继之人。原先的士子晋升图是秀才——举人——进士，现在是小学——中学——大学——出国留洋。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像江南太湖之滨这样的地方，虽然偏安一隅，但从来并不闭塞。一个出紫砂壶的县邑，早在十六世纪，那些茶壶就跟着茶叶，由东印度公司的邮轮远渡到阿姆斯特丹的港口。紫砂壶引来的文人很多，有的留下不走了。教书是他们的首选。你别看一个简陋的乡村学校，走出来的先生可能就是一个学问家。包括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这样的乡村画家，画过传世之作《荆溪十景》，早年就是附近乡村学校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再比如东坡书院这样的老牌子，自然要被改为高等小学堂，附近的大户人家都把孩子送到这里；原先有实力的乡村宗祠塾学，也相机改为小学和初级中学。太湖之畔芳桥镇有个前清秀才周文伯，出资将村上周姓祠产充作学校，名“作人小学”。周文伯是个开明绅士，他要求村上的孩子，不管家庭贫富，必须念书识字。每天他都要拄着拐杖，站在村东头的小学校边，听一会儿孩子们的读书声，这于他，是一种莫大享受。穷人的孩子没钱交学费怎么办？他另捐出三十亩地，作为学田之用。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周培源从这里的乡村小学读到县城中学然后出去读大学，会一直读到出国留洋，最终成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校长。
并不是每一个乡村都有既殷实又开明的绅士来捐助办学，维系乡村教育发展的，不仅依靠着这些开明绅士，还依赖于家族的信仰和整个宗祠的力量。在《北川张氏宗谱·学校津贴条例》里，就记载着江南荆溪西部太华山区的一个农民宗祠的规定：如果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他每个学期能够得到四百五十斤大米的津贴。这在民国江南乡村早期的“上学族”里，也是够奢侈的生活了。而供养他的，是整个宗祠的劳力，你不能保证私底下没有一句怨言，但因为他是宗祠的希望，谁都必须尽一份义务。
也有并不富裕的太湖边西桥村，村上大都是穷苦的种田人。不过村里有一个名叫承国英的识字青年，利用自家的房子，帮助村上的穷苦孩子读书识字，赢得了大家的赞誉。有一次他在无锡的一家书店，买到一本陶行知所著的《中国教育改革》。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他读到了这样一些滚烫的句子：
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从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种林，它教人羡慕奢华，轻视劳动，坐吃山空……
这个承国英是个有心人。他从报端了解到陶行知先生为劳苦民众办教育、办学校，并在上海开办山海工学团的消息，便与两名同伴给陶行知写了封信，向他求教“工学团”的性质、内涵、开办方法等。没想到陶先生很快复信，支持并鼓励他们开办乡村学校。承国英和同伴很激动，决心办一所像样的乡村学校，让附近失学的儿童都能读书。西桥的农民们听说承国英要办学校，都很支持，有的出一担稻，有的出半担米。承国英还说服新婚的妻子卖了戒指，给学校添置了风琴和时钟。而陶行知先生从上海派陆静山等人带着一批书和三十元大洋来到西桥，协助筹办学校。1934年元旦，西桥召开村民大会，会上宣读了陶行知先生致西桥小学董事会的信，信中写道：国英先生系中国最有希望之青年，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但自去年七月十五日起，我们时常通信，他在五个月当中，给我写过十万字的信。这十万字的信，乃十万滴热血，十万斤力量。西桥得一国英，胜得百万黄金，那是最可恭贺的一件事，他办儿童工学团是一定会成功的。
后来，一所新型的乡村学校——西桥工学团，在1934年1月的太湖之畔的一座乡村得以开办。它吸纳周边十六座村子的一百多个孩子来上学。陶行知到过这所学校，他高兴之余还给学校写过一首词。
在《江南繁荒录》中，我们看到徐风透过古碑、祠堂等遗迹，写这些乡绅、普通村民的故事，他对江南地域的文化现象细作检点，对隐藏于民间的风土、情怀、侠义、肝胆、宽厚、仁爱等传统精神深加描摹，留给现实的迷路人和未来的还乡者一份永不磨灭的江南精神版图。
那么，徐风花费了多长时间，又是如何搜集到这些素材，并且熟稔地运用它们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作者创作背后的故事。
徐风曾说，他为了写这本书，积累了整整30年，这大概有点耸人听闻。长期生活在江南城乡结合部的他，平日里对古城与乡村生活的观察和了解，早就渗透进了他的日常生活。
在《江南繁荒录》中，有一个人物让人难以忘怀，他就是乡村医生吴盘法，他在五十年代就提倡乡村医保，让当地农民每人每年交三角钱实现了半医保。笔者和徐风交流得知，老院长吴盘法不仅确有其人，而且就是作者父亲所在医院的老院长，也是他父亲的老师。
据徐风所述，因为大家住得近，来家里比去医院方便，所以附近的农民有个头疼脑热都常常会来找他父亲看病，但是农民们家里也都没什么钱，在年景尚可的时候就担着自家的红薯、稻米来答谢他父亲，用食物抵充看病的费用。徐风说，那个时候他还小，最怕的就是深夜听到拖拉机哐哐哐开来的声音。因为深夜去看病的，经常是情况已经很不好了。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就只能去大队借拖拉机。所以直到多年后，只要晚上听到类似拖拉机开过的声音，他都会心有余悸。
徐风是一位有心的“生活家”，也是位优秀的“搜集者”，他的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拜访乡亲父老。为了得到满意的素材，他经常驱车走村穿巷，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上门求教。他多方搜集老照片、旧方志、旧记事本，目的不仅为了寻找历史的“证据”，更是捕捉并解读历史遗留的人文密码。他认为，作家的想象力，要用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用文学笔触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用文字修复的“现场”，恰恰彰显了文学的魅力。面对意外搜到的那些泛黄的老照片、旧资料，徐风自信有能力用文字写出更能打动人心的“现场感”。
徐风不仅走遍乡野桑梓，进行资料的搜集，还对生活中的语言进行搜集。他认为，生活本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我们虚构的内容和语言常常不及丰富生活的百分之一。当年，他刚从小镇调到县文化馆做创作员的时候，还是个26岁的单身汉。为了汲取素材，他每天早上都会去县城的一家茶馆喝早茶。他说，茶馆就是他观察生活的一扇窗户，也是他的“语料库”，茶客来来往往，各式人等都有，语言也丰富多样。记得坐在他旁边一个固定座位的大爷也是每天都来喝茶，他们时常攀谈。突然有一阵子，大爷不来了，后来有一天，大爷又突然来了，他进门坐下，很伤感的样子。别人问他，他只说了一句：“唉，家里的一根大树枝被掰断了。”原来他儿子前不久出车祸了。这语言多丰富。大树枝的折断之于大树，可能完全不亚于“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吧。
徐风擅长从民间视角写江南，不仅得益于他搜集的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更是因为他有一颗贴近大地，感受乡村的心。费孝通曾这样描述他的《乡土中国》：“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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