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严幼韵口述：在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婚礼
杨立林（严幼韵第一任丈夫杨光泩的妹妹）这样描述那场婚礼：
新郎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新娘是复旦校花“84号小姐”、名门闺秀，自然惊动了整个上海滩。参加婚礼的宾客逾千人。五位伴娘都是年轻漂亮的名媛，五位伴郎则都是青年才俊。伴娘们身着时髦的白色长裙，新娘的璀璨皇冠更是引得所有媒体争相报道。婚礼当天杨府和严府都设宴招待长辈亲友。我们家的老房子在南京东路，而严家在静安寺路，都是繁华地带。两家张灯结彩，有些布幔上还有特别书写的大字“爱的福”。
我们家还在银行俱乐部设宴招待新人的年轻朋友、同事和同学，场面相当热闹。新郎新娘全部敬完酒后几乎累得精疲力竭。
以下严幼韵女士自己的回忆：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年轻男性也开始进入我的朋友圈。我们通常会去看电影、运动，除此之外星期天下午还会一起去大华饭店跳舞。当时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男朋友，对认识的男孩都不怎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实在太稚嫩了。后来我认识了比自己大几岁的杨光泩，他比我的学们成熟得多，成就也非他们可比。光泩在路上看到我驾车，便尾随我到了格蕾丝·王家。他也认识王，便请她在当时上海最时髦的大华饭店安排一场下午茶舞会，以便认识我。光泩舞跳得很好，依照西式礼仪疯狂地追求我，给我送花，带我去跳舞。
我的父母想必是同意光泩的求婚的，因为这个年轻人家世好，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一如既往地不发表意见。他们从不干涉子女的生活，甚至默许莲韵和我烫头发、穿西式衣裙、白鞋子！（按照中国传统，白色是孝服的颜色，除葬礼之外从不上身。）华韵表示愿意接受媒人提亲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他们也照办了。
作为同学婚礼上具有时尚意识的伴娘，我观看过许多欧洲的时装秀，并且设计了自己风格的中式领上装搭配时髦裙子。我是在1930年出国之后才开始穿传统旗袍的。
和姐姐们不同，华韵非常传统。她没有去校读书，发式也是传统的辫子，最喜欢的娱乐是京剧。
结婚的时候华韵的丈夫只有十七岁，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谋面。婚礼选择在1929年春天的一个吉日，盛典持续了好多天。我们家花园里支起了一个帐篷展示她的嫁妆——简直涵盖了新房要的一切：桌子、柜子、瓷器、银器、金饰、玉器、许多绣花丝棉被的被面、桌布等等。新郎只要准备婚床就可以了。婚礼前不久，所有嫁妆都用红绸包起来，浩浩荡荡送到了新房。男方也把送给新娘的首饰聘礼隆重送到我们家。婚礼当天，华韵头顶红盖头，乘坐装饰一新的汽车——带有一抹现代做派——前往新郎家参加结婚典礼。这是一场传统婚礼，新婚夫妇向新郎父母叩头，之后他们回到我们家，向新娘父母和亲戚行礼。
对于那场婚礼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因为我当时太担心光泩了。就在婚礼当天他入院做阑尾切除手术，因为不愿家人担心，所以光泩没有告诉他们，知情的只有我一个人。婚礼结束之后我直奔医院，因为觉得自己作为唯一的知情人是有责任的。光泩住院期间我一直在照顾他，我们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几个月之后我们订婚了。1929年9月8日，我们在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的婚纱和伴娘的礼服都是由上海著名的法国设计师加内特女士设计的。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礼服要有中式领子。
父亲虽然对西式礼仪有点茫然，但还是依照西式礼仪把我交给了新郎。主婚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证婚人是光泩的上司陈世光，他是光泩的同事、一生的亲密朋友胡世泽的岳父。在场的还有一位我一直不知其名的美国国会议员。
光泩认识我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已经是公认的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他于1900年7月14日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一个大丝绸商。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之后公派美国留学，在位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一年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24年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国际法和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曾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三等秘书、乔治城大学中文教授、华盛顿美国大学远东历史讲师，同时为《外交》、《当代历史》等美国杂志撰稿。1927年他回到清华学校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兼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顾问。
1928年初，也就是我们相遇的那一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光泩为外交部驻上海特派员。由于工作关系，他需要招待许多客人，举办众多宴会。光泩生性随和，善于社交，因此乐在其中。他舞跳得很好，网球打得也很好，学生时代和工作后都拿过好几个网球冠军。他的父亲是个不怎么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因此光泩非常疼爱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很早就如父亲般照顾他们。
光泩想带我出国，争取去欧洲赴任。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在上海愚园路和光泩的母亲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南京住了几个星期，光泩在那里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家都想宴请新婚夫妇，因此我们在这两地都几乎是夜夜笙歌，日子很是快乐。最终，光泩的欧洲特派员任命书下来了。
感谢新世界出版社授权图文。本文摘选自《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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