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伟口述：高考对我不是跃龙门而是个人素质的提升

杨立伟：高考对我不是跃龙门而是个人素质的提升 凤凰网 许晔 嘉宾简介：杨立伟，80年代曾于黑龙江省政协工作，1992年后辞职下海，赴深圳经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9级。 我父亲以前在军队，母亲过去是在部队医院工作。我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很想当兵，但是到文革期间，我父母都已经转业了，当兵就得走后门，不认识人就当不了，没当上兵，我就1974年下乡了。从父母那儿接受的基本都是正面教育，就是听党的话。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习，但是她很想学习，她就把这种心愿全都放在我头上了。我从小写大楷，写日记，上小学的时候学习就非常好，到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让我跳级，我本来上小学就早了一年，再跳一级的话，上大学时间比别的孩子可能得早好几年，所以当时家里人都很高兴，整天给我算将来上大学比别人早几年。文革一来这些全没有了，当时下乡就是扎根边疆干革命，但是内心深处（上大学）意识始终是存在的。 我们中学毕业之前，邓小平被打倒之后复出，当时传了一些风声说要恢复高考，为此我们毕业时间晚了一年，学校也都搞了一些类似征文，数学竞赛，好像又带来一丝希望，（我）又觉得可能考大学了。当时已经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过程中增加考试这个环节，出了个张铁生，"白卷英雄"，《人民日报》一登他这个信，就把招生中间的考试环节彻底给否掉了。还有一个小学生黄帅，一个小学生日记，写小学中间闹革命，这两个人一出来就彻底把我们大学梦给破了，就剩下乡这一条路。 我因为从小就是想当兵，我父母都比较老实本份，不愿意走后门，就当不上，我当时有点来气，就自己闯自己的路。我觉得下乡就像模像样的下乡。当时下乡也可以在哈尔滨附近，但是我就是哪儿最远哪儿最苦（去哪里），革命热情加年轻气盛，真的选了一个最远最苦的地方，新建团，离哈尔滨1800里，当时第一批就招走几个人，没人去，就嫌远，我还唯恐它不远，下乡地方就离边境线几公里，过瘾了。 新建团开荒很苦的，吃不上，喝不上，它当时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团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就是半军事化的。当时跟苏联关系紧张，随时准备打仗，这些年轻人随时可以拿起枪就变成战士，连队分布都是在中苏边境。我们连离乌苏里江才7公里远，苏联的汽艇在江里巡逻，我们都能听到声音，很多人很害怕的，当时革命热情烧得我都不觉得，我还觉得挺过瘾的。刚去房子都没有，就住账篷，每天蚊子咬。新建连队的粮食都是从老团调过来的，有的都是发霉的，没有菜，都吃盐水。之后盖房子，开拖拉机开荒翻地，亲手种粮食。 到1976年是我们下乡两周年，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有资格申报工农兵大学生了。第一次有这个资格我是很动心的，那个招生表一直发到连队的。当时我在连队干了两年以后，团里准备提我提干入党，已经内定好了，就差几天就批下来了，很多人劝我就别报了，报你也去不了，到时候弄的领导对你还有想法。但是我还是报了，报了一个西藏班，就是你毕业以后要到西藏去几年教学的，我就寻思这个可能没人愿意去吧，这样我最起码能在大学学两年，最后也没批。实际上这个经历对我后来有一定影响，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因为有的人就对我有想法，说杨立伟嘴上说是扎根边疆，（他）老想上大学，想离开边疆。当时"扎根边疆"是一个口号，就是要永远留在这里建设边疆了，任何形式的离开都是一种背叛，都是不够革命。 那个时候已经公开见诸新闻媒体了，在此之前民间已经有流传了。因为知青很多人都是大城市来的，很多人家里是知识分子或者干部，消息一点也不闭塞，家里就开始往这儿寄复习资料了。 直接就给我寄复习资料了，当时的复习资料都是我妈手抄的。文革期间根本就没有（资料），一下说要高考，来得又那么快，书店里都买不着，互相传阅，抄。 我记得几大本子吧，她能搜集到的都给我寄来了。 我76年想去，没被批准。77年再来这个（高考），当时很多人都想报名，农场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我们这个农场，知青为主，如果大伙真都去报名，整个全停了。像我们连队，一共仨干部两个都是知青，我说你们去吧，我今年不想上了。再一个我在连队当时是比较主要的领导干部，还有点所谓的责任心吧，就觉得好像连队离不开我似的。 在我很好的朋友他收到录取通知书上大学的当天晚上，我就把书本捡起来了，就开始复习准备下一年考试了。实际上我并没死心，我就是当时思想比较矛盾，一方面"扎根边疆干革命"这个想法还没放弃，就好像咱们这儿管这一份事，要是走了就好像是不负责任似的，那个时候虽然年轻，但实际上是连队的主要领导，管着300多人呢，农业机械，1万多亩地。我那朋友上大学后，给我写信，劝我立刻报名考大学，说国家现在需要咱们考大学，农场不会因为咱们走了就垮了。当年号召咱们上山下乡，咱们来了，现在党不号召上山下乡了，咱们党号召的是科技立国，号召青年学习科学文化，这应该是理直气壮（去考大学）。 原来有一些复习资料，给他们看了以后就留下了，我就接着这个来吧，又跟家里再要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复习的难度主要在于我一天的事情非常多，你把什么都扔下不可能。我们这些人参加高考，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没有基础，文革期间的教育，特别数理化，不说空白也差不多。历史学过几天，都是农民革命史，从陈胜吴广讲到太平天国，其他什么都不讲，近代史一天没学过，地理一天没学过，这两门课都是从头学起的。就是语文和政治算是有点点基础。第二个就是没有时间复习，这得叫重新学习。第三没有资料，没书。这几个加在一起就使得复习难度非常大。 因为我当时是连队的主要领导，是政工干部，我们连有个连长，那时候还在农业学大寨，连长被组织去大寨学习，所以就我一个人在家管事。春播生产正是紧张的时候，我早晨把工作布置完以后，我就藏到一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连部的通讯员，天不塌下来你别找我，我就找个地方读书去，就这样来抢几天（来读书），来准备。那时候都考两次的，有初考，有复试。 大约吧，我初考考得还挺好的，因为初考只考三门，语文、政治、历史，这三门都是我强项。老师都认为我很有希望。初考完了以后，你才有资格参加复试。我们农场太偏远，考生不够，所以我们复试是到秦德利24团，离我们农场坐汽车都得有一天。我们得坐汽车颠到那儿去，住到那儿去。 那时候不想什么，就是使劲看书，争分夺秒地看书，只要进考场之前就好像看书都好使似的。我记得当时快临近考试之前，我主要是看的地理了，当时知道我的短项一个是地理，一个是数学，实际上就这两项决定我命运了。我现在都记得，最后78年我的考试成绩地理是59，没及格，数学6分。地理当时觉得考的不怎么好，还不至于太糟，数学一考我就知道完蛋了，整个一张卷子基本没答啥。最后那天晚上我就沿着24团一条土路走，那天晚上落日非常好，但是我的心情非常难受，我就知道今年大学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