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用国学(祝和军)第一卷 《易经》与中国人的“阴阳”思维

卷首语 讲国学，有人认为首先就应该讲孔子和老子。的确，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老子是道家文化的鼻祖，而正是这两种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所谓“入乎儒，出于道”。然而，我们似乎忘记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不同，一个讲“入世”，一个讲“出世”，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思维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阴阳观。无论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二十七章》），还是道家的“万物负阴以抱阳”（《道德经·四十二章》），都是基于“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系辞》）的基本观点得出的，而后者正是出自《周易》。 “一阴一阳谓之道”概括了《周易》全部的秘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打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什么是思维模式？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思维习惯就是遇到问题该如何去思考；遇到困难，该如何去解决。它关心的不是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解决什么（那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所倡导或宣传的），而是如何思考（How to think），如何解决。正是有了《周易》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直到今天还是上面“阴阳鱼”式的，从来也不是直来直去，而是讲究迂回进入、张弛有度、过犹不及、以退为进、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内方外圆、否极泰来……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式的智慧”、“中国式的领导”、“中国式的管理”，这些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东西的魅力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是世界观，而是方法论。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很独特，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新颖，解决问题的途径很“怪异”。而这种思维模式正是《周易》给我们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思维模式就是这里的“渔”，它要让我们学会怎样把“鱼”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