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刚：古希腊哲学第四讲《“理想国”？--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主讲人： 张新刚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专业方向西方政治思想。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西方古典学中心。 点评人： 胡继华 政治教育学士，美学硕士，文艺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院长。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对张新刚博士柏拉图政治哲学论说的回应 新刚老师二度挥洒智慧，继去年夏秋之交从政治哲学解读古典肃剧之后，这次直接演绎柏拉图政治哲学，引领我们一窥西方政治哲学“源始建构”的堂奥。 记得利奥·斯特劳斯曾警醒地追问：什么是政治哲学？为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斯特劳斯学派还更深层次地追究：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微地写在柏拉图的对话之中，“第七封信”中，尤其是《理想国》（或译《王制》）中。中国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也不妨说，半部《王制》治天下。 新刚老师诠释柏拉图，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于现代问题意识：20世纪的文化危机、道德空白、社会灾难甚至当下愈演愈烈的朝鲜半岛核危机，都提出了一个重审古典政治哲学的使命。每逢政治动荡、文化紧迫、道德滑坡，良知都逼迫着人们去请教柏拉图等古圣先贤，让他们面对当下的人间情境重新发言，启发我们寻找危机的解决方案。于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当代争论的中心。而这些争论，事关人类的未来，事关善好生活的可能性。善好生活的可能性，本质上无非就是灵魂救赎的可能性，以及正义秩序的可能性。 诚如新刚老师所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缘起于雅典的败落、城邦的内乱、灵魂的鄙俗。柏拉图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关照灵魂、整饬社会、完善人格、净化城邦。这些问题之根本，则在于如何提升生命的品味，活出趣味，活出善好，活出质量，活出政治，活出正义，以及活出诗意。 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构想一种最好的城邦，与粗糙、鄙俗、纷争、欺诈的现实拉开距离，表达一种生命的终极境界——至善境界。《王制》第九卷结尾处，对话人不无忧患地说道：最佳王制，合意城邦，乃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构，绝非世间所有。苏格拉底答曰：或许，天上有个最佳王制的范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至于它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存在，完全无关紧要。于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乃是一个相当虚灵缥缈但根基绝对坚实的境界，一个最为脆弱、因而最值得珍惜的乌托邦原型。它赋予了生命以价值。故而，没有乌托邦的生命，就是没有价值的生命。在这个乌托邦当中，灵魂返身内省的生活，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 顺着这种逻辑，哲人王就成为政治哲学的一份祈望，一种守望，一个痴心不改的瞩望。惟有哲人为王，城邦才终结内讧，超越丛林法则，抑制强权逻辑，克制对名誉、财富、地位、利益的过分贪欲。哲人王，也像最佳政制，是一个理论的或诗学的构想，超绝尘寰，但至于他现在存在还是将来存在，一样无关紧要。他的存在，即便是在理想中的存在，就足以平息城邦内乱，终结权力争斗，平衡利益分配，甚至征服苍莽而诡异的命运。 但问题在于：王者成为哲人，断然不可能。反之，哲人教化王者，使之最大限度接近哲人，却有一点点希望。 于是，政治哲学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奋力去追寻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可见，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可谓“至真的肃剧”（the truest of tragedy）。如果把握不好，拿捏无度，善好城邦就会下转为梦魇城邦，乌托邦就会蜕变为异托邦。 而这就提出了“灵魂政制”，以及“教化”对于灵魂政制之创构的独特作用。柏拉图说过，欲望、精神和理性三种力量，以及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美德之间的谐调，将赋予城邦以秩序。否则，强权与暴力就恣意妄为，城邦里面的人就是一群在黑暗的洞穴中为影子而互相残杀的囚徒。因此，强权和暴力越多，人距离至善生活就越远，个人、社会、宇宙就越是不幸。于是，我们可以再次强调：哲人王，是健康个体、善好城邦、和谐宇宙以及至善神性的人格化。 引用《易·乾》箴言，我们不妨说，柏拉图的最佳政制乃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可是，柏拉图从事政治改革的经历表明，这种最佳政制永远被延宕、总是被推迟出场了。在《法礼篇》中，柏拉图下行，将理想的理想主义下降到现实的理想主义，求“最佳政制”而不得，只好退而求“次好政制”。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想让静态的“城邦”范型运动起来，描述“战争”中的城邦。于是，亚特兰蒂斯神话流传于世，韵味悠长。直到德国诗人诺瓦利斯重构亚特兰蒂斯神话，完成了一场“诗人王”向“哲人王”的复仇与颠覆，政治哲学便转换为政治诗学。然而，无论是政治诗学，还是政治哲学，柏拉图作为第一作者的地位，总是无法摇夺的。 感谢张新刚老师学养深厚、逻辑清晰、问题意识犀利的诠释，感谢淑冉同学典雅、从容、睿智的主持，感谢井老师、张老师、王老师、孙老师为讲座付出的辛劳，感谢学友们热情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