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有人胆大。赣南朋友告诉我，读中学时他极崇拜以《红线记》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罗旋，小小年纪，还挺懂礼数，买了水果糖作拜师礼，自个儿奔罗旋去了。想象那中学生小心翼翼从裤袋里一把一把掏出糖果敬奉老师的情景，我忍俊不禁。
罗旋曾是《星火》编辑，五十年代落户赣南，成为一粒火种，影响了当地几代作家。我同样迷恋客家乡土，从前小说组分片看稿，其间几次调整，而赣南始终划在我名下。我经常以组稿名义往基层跑，县城和乡镇，林场和瓷窑，钨矿和煤矿，还追寻过一直在追花夺蜜的蜂场，每次一去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第一次独行，组稿目的地正是赣南，回来后向编辑部作了书面汇报，无非是见了谁干了什么活儿有何体会及建议而已。听说文联主席俞林同志得知此事，在主编面前表扬这一做法并要求提倡。
俞林同志并未当面鼓励我，可他慈祥的眼神从来都有暖心的温度。他来文联上班，经常由小说组第一个门进、第二个门出，穿堂而过，逐一问候各位编辑，再去过道更里面的党组办公室。他对《星火》的感情可见一斑。这位老革命、老作家，曾任中南作协副主席，“**”前主编《星火》，于1979年复出，兼着**宣传部副部长。编辑们见他进屋，纷纷起立，亲切称呼“俞林同志”。黑黑的肤色，厚厚的镜片，亲亲的微笑，以及带着河北方言的口音，这一切都令人肃然起敬。年轻着的我，傻傻的，竟然也随大流称“俞林同志”。至今忆起往事，我仍顾自叱问：为什么不叫“俞林老师”呢？
不过，当年的文联乃至文学界，称“老师”的真不多。算一算，同事之间喊得普遍的惟有陶孝国陶老师，对我而言，编辑部还有李耕李老师、伊剡伊老师、秦梦莺秦老师。作为诗歌编辑，秦老师不仅有诗意的名字，还有诗境的美丽和诗性的温存，深受作者敬重，如我。而更多的称谓呢，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称“老”，老舒老吴老徐老郑老涂。主编老舒是我老师，大学中文系书记，同学们喊他“舒书记”，那可是亲的书记，后来我忽然觉得拗口，也“老舒”起来。当编辑才一两个月，**组织千名省直机关干部分赴各地，调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老舒领着七八个人的文联工作组在奉新跑了半个月，那是认识社会和时代的一次深刻体验，一路上我还管他叫“舒书记”。而“同志”绝对是尊称，当年文联领导都是老资格的，比如毛泽民等烈士的战友陈茵素同志，电影《红孩子》的编剧时佑平同志，参加过新四军、五十年代曾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黄宗林同志，当过新中国…………
诗歌组、评论组自然是诗人之家、评论家之家，“家庭”氛围却各各不同。诗歌组彬彬有礼，笑意盈盈，轻言细语。因为李耕和八十年代初开辟的《散文诗页》，《星火》可谓是中国散文诗创作的重镇；评论组则慷慨激昂，高谈阔论，朗朗笑声伴着腾腾烟雾。烟雾会从办公室扑出来，在长长的过道上弥久不散。《星火》的评论骨干作者，基本构成了省作协的评论委员会，大家经常挤在评论组开会。前文我提到十八棵青松，其实，在江西当代文学史上它是特指，特指舒信波、吴海、吴松亭、周劭馨、陈俊山、陈公重等一批最活跃的评论家，其例会未必满员出席，否则那间办公室肯定坐不下，但核心成员一定在场，否则主编老舒怎会挤到评论组去办公呢，否则小礼堂楼下怎会激荡那么富有感染力的笑声，那么呛人的烟味呢？大约正是某次神仙会的动议，《创作评谭》于1988年应运而生，其班底正是《星火》评论组。
教授陈金泉也是一棵青松。到了晚年，他竟出乎意料地写成长达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历史小说《千古风流》，当我获知其写作念头萌生于半个世纪之前时，忽然对其紧贴创作实践的评论特色有了“原来如此”的感叹。他嘱我为作品作序。事后，他再三电话致谢，并再三表示还要面谢。我回答：不用，应该的。绝对的大实话，当时应允下来我二话不说，痛快得很。可电话里的声音噎着我了：应该？世上没有什么应该的。
好深奥啊，一句话害得我反复思考人生，终于顿悟。也是哦，“应该”，很多时候只受良知驱遣。
黄金期同样一年四季、春秋寒暑，像气候一样自然。无须大惊小怪，也不必讳莫如深。文学期刊一直像春江游鸭，最能敏锐感知水温和流速。编辑部参加全国文学活动、接待全国名家的记录，很可以反映其时的风云流变。我刚当编辑时，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各家文学期刊关系挺热络，先前联合举办过为参与者津津乐道的活动，我从他们的唇齿之间感受到庐山含鄱口的霞光以及其余种种。
我赶上了厦门的活动，不过，分配给我的任务只是负责提前赶到鹰潭买火车卧铺并在那里接站送站。去厦门必须到鹰潭转车。先后接到《星火》《湘江文学》和《长江文艺》，一一把他们送上停靠在二站台的列车。每家去了七八位编辑和作家吧。当时买那么多卧铺票真的很费劲，得把鹰潭站和前方大站的卧铺票全都扣下来。俞林同志和老舒他们在站台上笑吟吟地向我道声辛苦。我未去厦门。关于厦门的讯息只有一则短讯《四刊联合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没有发表名家讲课内容，也没有组织讲习班作品专辑。破了先例。
之后，类似活动基本断了，期刊间的交往也日益稀少。我只记得《福建文学》主编副主编一行人，浩浩荡荡，跑到江西来调人，调崇仁师范的女教师去当编辑，她的第一个短篇发表于《星火》即被《小说选刊》选载。人家眼疾手快。上门那阵势，抢人啊。
直到1996年，广西做东，召开全国文学期刊主编会议，有企图破解困局的意思。我发言称，若全国图书馆都能订阅，省级期刊足以养活自己；若没有那么多选家，省刊订户会呈几何倍增加。在叫苦连天的会上这算是惊人之语了，好几家大媒体追踪采访我，我作过功课的，一一算账给他们听，都点头称是。殊不知，那种浪漫主义情怀其实很幼稚，人家图书馆和选家凭什么听你的！
是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文学期刊的蜜月不怎么甜蜜了，相互有所竞争，得考虑生存之道了。于是，1986年《星火》突然决定改刊，专发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突然，是一位普通编辑的个体感受。那时没评职称，我连助理都不是，其后不久我被抽去省出版系列职改办，参与首次职称评定的组织工作，等我拿到中级时，编辑部里副高一大堆。至于改刊，想必对于决策层应是深思熟虑的毅然决然。全国有不少名家鼎力支持，一时间甚为引人注目，市场反应也不错，有几期通过二渠道发行的数量以几十万计，叫人拍案惊奇。
联系五六十年代革命回忆录的办刊特色，江西得天独厚的“富矿”以及前三十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独领风骚的实践，还有新时期文学繁荣语境下期刊“千人一面”的时弊，反观那次改刊，似乎顺理成章且匠心独运。然而，由单一题材走向广泛多样，本来是江西文学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题材的拓宽恰恰象征着作家摆脱模式化的束缚，获得了选择题材的自由和勇气，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正是携着反映现实生活的力作崛起于文坛。作为省文联辖下的文学园地，似乎顺理成章的改刊，也理所当然地遭到批评或抵制。当然，赞誉总是能够衣冠楚楚地登堂入室，而非议往往喜好冷嘲热讽、闪烁其词或嘀嘀咕咕。
对于编辑，我觉得难堪的是，偏偏在改刊之际，全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如莫言《红高粱》这样的杰作，几位军旅作家由赣南出发沿长征路重走一趟，一举拿出了《灵旗》《马蹄声碎》等几部具有振聋发聩力量的中篇小说。作为此类题材的专刊，假如《星火》能有重量级作品的支撑，改刊或许就大功告成了。可惜没有。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出作品出人才，确实是刊物的立身之本。
坚持了一年，第二年悄悄地有现实题材加入，第三年终于回归本来。以后，通俗起来；再以后，大文化起来。穷则思变，变也是为了坚守。可是，每一次改变，必定丢掉一批邮发数，丢掉一批老读者，丢掉人们对传统刊物日渐薄弱的信任。
《星火》全体同仁的努力其实是艰苦卓绝的，当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时候。这群传统的书生做了什么呢？早在1985年，刊物封底就出现了产品广告；其后，面向大众调整刊物内容，每年编一二期合刊，积极开拓二渠道发行：协同省作协成立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并联合主办《新潮报》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成立开发部，在省文联破天荒以个人集资方式建起支撑着门楼的一家店面（这么说，该懂“闲”和“困”的真实语义了吧？如今八一大道透绿，店面已拆除，而当年它至少在文学殿堂里建筑了新的观念）……可谓是峥嵘岁月。难为了当编辑的书生们，要知道，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一些人已经名声在外，有的甚至在全国重要报刊上一组组发表诗歌！
七十岁的人，老了。七十年来，有人陆续走了，不在了。李耕老师为1996年谷雨诗会写的朗诵诗《了字歌》，以直白的语言历数当时文坛“了”了的现象，全场都被惊着了。久久的鸦雀无声，令人窒息。而后，是爆破般的掌声。诗中数到当时“不在了”的几位人物，他说：“人世沧桑，难免又会缅怀起一些已去世的熟人了，/邵式平不在了，俞林不在了，文莽彦不在了，常为谷雨诗会唱歌的罗德成也不在了。”一晃又是好多年。陶孝国不在了，徐远略不在了，汪自强不在了，伊剡不在了，李素馨不在了，丁慰南不在了。李耕自己也不在了，丢下两三种癌症和越来越糟糕的视力，丢下每天一首诗的写作目标。没有告别。没有致哀。没有鞠躬。以至于我经过八一大道或展览路时，老是想象前方拐角处的再次碰面，他将告诉我，自己又添了什么病，语气漫不经心，仿佛他家又来了一位访客，只是耽误自己些许时间而已。李耕真的不在了！他说过：“去见屈原、杜甫、李白、陶渊明或艾略特、泰戈尔时，他们能笑脸相迎就好了。”我想，屈原他们一定会跟李耕老师热情相拥的，因为，又一位诗人“终于撑着自己贫苦的生命，在诗的地狱报到了”。而稍年轻的徐万明某日冷不防“不在了”。和我眼瞪眼坐了十余年、不断发射壮丽红梅或阿诗玛的射手，自个儿不知被什么击中。呜呼！
七十年的《星火》却不老。一代代编辑的心血，原来是它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我曾为草原上的卧马写过几行文字，倒是切合我的祈愿和《星火》的当下：“匍伏在巩乃斯草原/守护开花的过程/屏息凝视怕惊扰/每一朵花的绽放/谛听花蕾撕裂的痛/和由衷的欢畅/如今还有这样的诗人吗？”
有。我正看着。同样用凝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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