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朱天衣：台湾文坛著名作家朱西宁与刘慕沙的三女儿，她与姐姐朱天文、朱天心同为台湾重要的当代作家。她的成名小说有《旧爱》、《青春不夜城》、《孩子王》、《再生》，著有《朱天衣散文集》。2013年，朱天衣的《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荣获中国童书发布榜年度最佳童书奖。
从小到大，我待过三个眷村，分别是桃园大溪的“侨爱新村”、台北板桥的“妇联一村”及台北市的“内湖一村”，也就是说，在12岁前，我整个童年都是在眷村度过的。
一
我两岁前是住在“侨爱新村”的，父亲虽已在台北军中电台服役，但却没能分到就近的眷舍，只好每天长途跋涉通勤于台北、桃园之间，有时加班没赶上桃园回大溪的末班公车，便要徒步两个钟头才能到家，即便有三轮车可搭，父亲也会省下车资，为我们姊妹仨买饼干，有时脚气严重，还是宁可歪着脚板走十几公里回家，那时我还是个奶娃，一切都浑然无知，直至后来迁居桃园，常往返这条路，才知道父亲的辛苦。
前一阵子，和两位姊姊回到“妇联一村”去缅怀旧事，以那仅存的几个建筑物为坐标，细细寻觅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上学的路径、打预防针的卫生所、村子周边的小市场……当我们在细数过往时，竟然发现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彼此所记得的却是如此参差，也许是因着年龄的差距、玩伴的不同，所以三个人在成长中汲取的也会不同。
对姊姊们来说，“妇联一村”是她们人生伊始，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欣羡她们能记得那么多，且都是连贯的，那时才3岁的我，记忆都是片段的，我只记得那时庭院是以竹篱笆圈围，还用公共厕所，烧饭煮水是用煤球炉，马路则以碎煤渣铺就，那煤渣常卡在脚底与木屐间令人生疼，环境里种的多是尤加利(桉树)和羊蹄角，但树都不高，父亲和邻居叔伯也才30来岁，这样的居住环境，对随时还想“反攻大陆”回乡的父执辈们已足够了。
直到1963年葛洛莉台风来袭，适逢大潮海水倒灌，上游石门水库又无预警泄洪，位处中游的我们便被滚滚黄水给淹没了，幸好水漫至屋檐便打住了，大家还有天花板上的阁楼可躲。是后来长大后，才知道原来“妇联一村”所在的浮州里，顾名思义的就是块浮在大汉溪上的沙州，大水来时不闹水患才怪，这也是之后不得不迁村的缘故。
在这之前，父亲因为是一起来台拜把弟兄中最早成家的，除了年节，即便一般休假，这些叔叔伯伯都会把我们这儿当家回，再加上文艺圈的朋友不时也会来家吃饭，所以在经济上总是寅吃卯粮，尔后却因着这场大水，各方来的捐助金，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舒缓，而且因此得以分配到正兴建中的“内湖一村”，也该算是因祸得福了。
二
“内湖一村”是个中型眷村，因为是新建好的，各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厕所，而且是坐式的冲水马桶，厨房里也开始用桶装瓦斯炉了。配住在此的多是在“国防部”及情报单位工作的眷属，周围还有大型的“影剧五村”“宪光新村”“精忠新村”，我们的村子住了98户人家，其他村子少说都有两三百户人家，也就是说，在我们眷村外仍是眷村，从我4岁起，就在这范围里活动、在这环境中长大，这让我一直错觉以为这就是所有、这就是全世界。
在学校，也都是眷村孩子的天下，每值开学要填写父母亲工作栏时，我们清一色填写的都是“军”，只有少数“公”或“教”，而本省同学则多是“农”“工”，或是一些我们看不懂的职业。在课业上、在那“国语”教学的年代，本省孩子在起跑点上便吃了些亏，他们回家又总有忙不完的农事家事，而且相较之下，他们的父母也不是那么在意功课，也因此，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沉默的、少数的、需要特别关怀的。当我长大后看到人口普查资料——外省人只占台湾总人口18%，算是少数族群时，震惊得不得了，才明白孩提时，自己真的是一只青蛙，而眷村就是供我生长的那口井。
在这几个村子围起来的天地里，间杂着几家杂货店、小面馆、小诊所、理发院……外带一间小戏院、一个小菜市场，生活机能就完备了，无需他求就可自给自足了，即便其中许多店家摊贩不是住在眷村里，也不是外省人，但是当打烊收摊后，他们就自动消失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每晚又退回到什么地方，就像电影里的布景道具、临时演员，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生活所需。
三
而在眷村里，生活中更基本的柴米油盐则是采配给制，由专人拉着车送到村里来，每当听到摇着铃铛的声音，便把眷补证、米袋、油罐准备好，我很记得那眷粮本子的模样，里头用虚线分隔着，写着米面油盐，另有煤代金可领，还分大口小口，一般人家绝对是够吃的，像我们家客人多、狗猫多，每个月就必须向邻居转买些米票，或拿面粉换米，只要别公然交易就好。
有时也会有一些活动摊贩来村里兜售，挑着扁担卖炸臭豆腐的，骑脚踏车卖冰淇淋、麦芽糖的，三轮小货车卖的则是饼干，那饼干装在长方形的铁桶里，桶子向外的一面是透明的，可以清楚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避免铁桶开开关关饼干会受潮，买的时候是论斤秤的，那种拿在手上一根杆子的秤。当时做生意好方便，手握一根秤就可以走天下了。
最受小孩欢迎的就是爆米花了，老板会在村子的广场摆上好大阵仗，我们小孩玩得再热闹，顿时也会作鸟兽散，有的回家淘一奶粉罐的米，有的则围在一旁闻香凑热闹，我们家米都不够吃了，当然只有围观的份，大家等的就是那最后一响，“砰”的好大一声，接着就看到雪白膨松的米花滚进铁网里，有的人家就这么吃了，讲究点的会拌上浓稠的糖浆，再压在木头模具里切成一块一块就好打包回家了，这算是小时候比较高档的零嘴了。
那时节，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父亲们拿的军饷饿不死人，但也好不到哪去，日子过得如何，端看这家女主人如何持家，经心些的，便会利用面粉做出各式各样的点心来打牙祭，北方家庭的包子馒头就不用说了，包着肉馅的饺子烧卖也都是自己和面擀皮，我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客家人，兴头来时，也和邻居妈妈学着做面点，芝麻包子、甜咸烧卖都是儿时记忆深刻的面食点心，有时连酒也酿，最常见的是葡萄酒、李子酒，有一次连芭乐(番石榴)都拿来当酿酒食材，记忆中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难怪会被尘封起来，大概每个人家床底都有几坛这样弃之可惜、食之又不怎么样的酒吧！
后来台湾外销慢慢发展起来，妈妈们便从工厂批一些手工回来贴补家用，最多的是圣诞装饰，那五光十色的灯泡彩球及彩带，把原本平乏无奇的屋子都点缀得亮丽起来了，有一阵子接的手工是在毛衣上绣花，便可看到许多家里都摆着一个绷架，那粗粗的针线在画了图样的薄纸间穿梭，一朵朵花便这么绽放了，我家妈妈忙译稿、忙打网球，有一阵子还迷上钓鱼，钓来的鱼也不吃搁在水缸里养，算是村里的化外之民，为此我很欣羡那些会做手工妈妈的家庭，至少她们的儿女可跟着做、赚点外快。
不过，也不是每个妈妈都如此勤俭建家，像我的母亲终年养着一群不事生产、没人要的猫猫狗狗，大概早被划归异类之属，至于沉迷于方城之战的妈妈也有，眷村里是不许赌博打麻将的，若有人耐不住一定要打，总会在桌面先罩上军毯，再铺上薄薄一张纸，为的是隐匿麻将牌碰撞的声音，我长大后看香港人乒乒乓乓打麻将，都觉得惊心不已。有一次夜半，父亲还在写稿，听到家里狗吠不已，开门张望，只见一个宪兵低声示意，要父亲管管狗，他们正在执行公务，后来才知道宪兵进村子是来抓赌的，被抓到会如何？好像眷补证会被扣点，这是偷听大人谈话得来的讯息，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不过，此事过后，那超爱打牌的邻居，确实收敛不少。
平时，依各家厨房里端出的菜肴，多半就能看出他们来自哪个省份，只有少数眷村情况特殊，成员才会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整个被服厂搬迁来的山东村，从缅甸撤回的云南村，而其他按军种或单位分配眷舍的，那一定是各省人都有，逢年过节可就热闹了。像端午节各家的粽子口味、馅料、形状都不一样，用蒸用煮也各有讲究，我们家除了客家口味的咸粽，还会包父亲最爱的家乡粽，那是什么馅都不添的白粽，吃的时候沾点面糖，单纯享受它的糯米香和竹叶香。端午当天还要上半天课，中午才给回家吃粽子，不过晨起到校时，每个孩子都会带几个粽子，放在教室讲桌上，这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粽子，待老师搬回家享用时，该像抽奖似的，永远不知道会吃到大江南北哪一省的风味粽。
进入历史的名词
眷村：在台湾，通常是指1949年起至1960年代，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
六十年后这里已凋零，但它孕育的人才和影响力，意外地成为台湾软实力的亮点。眷村走出了大量名人，成为当今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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