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朱天衣的成长史(下):我的眷村 朗读:虹翕

台湾著名作家朱天衣的成长史(下):我的眷村 朗读:虹翕

2017-02-20    16'43''

主播: 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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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四 过年时,更是每个妈妈大展身手的时刻,家家户户都会拿出压箱底的手艺,做出各式各样的年菜,有的家里挂着一条一条被竹篾撑开的大鱼,像旌旗般在风中招展,一走近他们家便可嗅到腐臭的海腥味,有的则是捆蹄、腊肉、熏鸡,外加一整副的猪肝、猪头皮,那猪的表情就像弥勒佛一般令人发噱,我的妈妈则是以客家菜为底,酸笋、长年菜是必备的,再搭配着从其他妈妈那儿学来的各种风味菜,我们家的年过得是分外热闹。 在诸多年菜中,腊肠是一定要灌的,但每家的都不一样,有的灌的是肝肠,也有灌豆腐馅的,有的偏甜,有的咸到打死卖盐的,还有的则辣到人呲牙咧嘴的,真可说是百花齐放,而且制作过程都得自己来,选肉、切块、拌料、灌肠,乃至之后绑成一节节的晾晒在竹竿上,整个工程繁琐得不得了,每天晨起要把它扛出去,不时还要拿针扎一扎,让里头的气跑出来,太阳下山了又得把它扛回屋里悬在客厅里,一不小心便抹了一头油,如果碰到阴雨绵绵,那可完了,没几天那腊肠便蒙上一层绿,吃是不吃呢?当然是用刷子刷干净了照样吃喽! 过年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可是件大事,那是一年当中最巴望的日子,除了吃不尽的糖果零嘴,新衣新鞋也盼了一整年,那年头每个家庭孩子七八个是正常,有的为了生个男孩,已“七仙女”了还不死心,更甚的“十三妹”都出笼了还继续“增产报国”,像我们家只生三个女孩就打住的简直是异数,还好孩子多、有政府养,柴米油盐不愁外,连教育费都由政府买单,这大概也是眷村孩子比较热衷念书的缘故,而且无恒产的我们,读书也是唯一看得到的未来。 家中孩子多,自然是能省就省,衣服总是大的传小的,穿到不能穿了还可以剪了做抹布用,若性别都相同,那还没什么大碍,最怕上头是个姊姊,做弟弟的还得捡那娃娃鞋穿,就算把蝴蝶结给拔掉,但那终究是双女鞋,穿到学校是会被笑话的,所以过年时有新衣新鞋穿,可就是件极其伟大的事。我的妈妈在这方面是很细心的,平时偶制新衣,都会为我们姊妹仨一起准备,且是一式一样的新装,摆明了我无需等候就可穿的和姊姊一般美,这大概也是我们家孩子少才讲究得起,有的家庭窘迫些,过年的新衣干脆就买制服,既有新衣穿,开学个子长大了,也不必再添购制服,虽说是一举两得,但看了总是令人心酸。 压岁钱当然也是孩子巴望过年的主要原因,虽然多半时候只能当个过路财神,马上就被妈妈收了回去,但那份喜气仍是令人雀跃,我们家的压岁钱倒是会分些给孩子用,老大分得三分之二,老二分一半,我虽只得三分之一,但家中客人多,这无数个三分之一加起来还是很可观的。我拿到压岁钱第一件事就是先买两把玩具枪,左一把右一把好不神气,接下来还会买一大瓶玻璃瓶装的汽水,和玩伴们躲到树林里喝个够,平时就算请客,孩子们顶多能分到半杯饮就不错了,喝的时候要抿着嘴,像喝烈酒似的享用,唯有过年靠着压岁钱才能痛快畅饮,但往往喝不到半瓶,肚子便给撑到快爆炸了,这也才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叫“汽”水。 当孩子们口袋或多或少装了些钱之后,便要不安分起来,每年必上演的鞭炮大战于焉展开,我们村子中央是条五米宽的马路,两边房舍呈“非”形排列,因为孩子实在多,平时多是前村、后村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没什么瓜葛,但过年期间,总会有一边先挑衅,随即两方人马便各据马路一头开起战来,一时间冲天炮齐飞,大龙炮、水鸳鸯也当手榴弹丢掷,后来为求准头,把塑胶管都搬出来,一人扛着炮在前头瞄准,另一人在后头点燃冲天炮,就像火箭炮似的颇具杀伤力,但这样你来我往,倒不曾发生过什么意外,最伤的是钱包,最后输赢但看哪方财力雄厚,而我的压岁钱每年几乎都贡献在这场战火中了。 五 平时村里是不给车进入的,老实说那时也没什么车可进来,所以那五米宽的马路完全是我们嬉戏之处,这条路的两端又有两个广场,一个是载爸爸们上班的交通车停放处,另一头则放了篮球架,供青少年发泄精力,不过有时也会在此放映电影,多是一些黄梅调和美国西部片,只要傍晚广播有电影可看,大家吃完晚餐就会搬个小板凳到搭起的布幕前排排坐,这是大人小孩都开心的事,有时电影不那么好看,我们小鬼便会踅到布幕后倒着看,看得有些头晕了,再乖乖坐回原来幕前的位子。 说到广播也是眷村里的一大特色,平日有什么大事都靠着它告知,除了电影、晚会的预告,要查户口名簿、要发老鼠药,以及年前大扫除的清洁比赛,都得通过它广为宣传,连谁家有电话要接也由它昭告天下。 还好这事很少发生,整个村子就那么一台电话,若哪家真被叫到村办公室接电话,还真有些胆战心惊,毕竟没什么好事是需要即刻以电话告知的,至少我记得住在那儿的六七年间,我们家就没被叫唤去接过电话,好像也没因此错过什么,那真是一个不需要电话的年代呀! 在眷村中最如鱼得水的就是孩子了,一旦进入青春期便躁动得厉害,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完全不明白那些大哥哥、大姊姊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他们变得凶得不得了,偶尔照面总是怒目相向,我们也都知趣地避开他们远远的,尤其是那些大男生常聚集偷抽烟的角落,更是连经过都不敢,尔后便会传来他们打架滋事的消息,轻则学校记过、回家被老爸痛打一顿,严重的则被送去少年监狱管束,当时很多小女生暗恋的一位大哥哥,就听说犯了抢案,当时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结伙抢劫是可以枪毙的,后来直至我们搬离眷村,都没再看到他,我真的不知道他后来是如何了。 功课好的升上中学,一样是翻脸不理人,在家像刺猬般令人生畏,生活空间的拥挤,更加深了那火药味,我们家人口算少的,挤在十来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的空间尚且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何况是那些十来口的人家,简直就像是坐卧在火山口般随时等着爆破。经济条件较好的,就开始有购屋搬迁到外头的打算。 我们家算是比较早迁出的,那时大姊已然高中二年级,每天换衣服都要躲躲闪闪的,因为眷村里是没有私生活可言的,彼此串门子连招呼都不必打,直接就登堂入室了,孩子们更是随时破门而入,所以父亲终于狠下心在台北另一隅,找了个适合狗猫居住的新社区,买了间透天厝。所以会说“狠下心”,除了经济上的负担,还有更深层的痛楚,因为一旦置产购屋,那就表示要在这南方岛屿安居落户起来,不打算回乡、回老家了。 也差不多在此同时,许多还打光棍的叔叔,也陆陆续续成了家,是因为返乡无望了吗?而因着他们年纪都不小了,也因着种种原因,在择偶时,他们并不挑剔,许多娶的是梅开二度、甚至已有小孩的女子,要不就是身心残疾的女孩,相较于本省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些“外省兵”都很疼老婆,所以他们的婚姻多半都是和谐的。 从小把我们当自己孩子的叔叔伯伯们,每当有了对象时,一定会带回来给我的父母掌掌眼,最记得其中一位蛙人部队的叔叔,最得我们姊妹仨的欢心,只要一听他放假,我们一定是欢声雷动,因为每次他来家都会当马让我们骑,还会带我们进城看电影,许多迪士尼的卡通都是他带去看的。在我五年级时他结了婚,我还代表家里参加了他的喜宴,多年后,这阿姨却因为精神官能症吞药自尽,留下一个女孩,这让我的叔叔伤透了心。 当初从大陆来到台湾时,他不过是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他很爱看书,写得一手好字,又长得高大英挺,帅得不得了,他直到年过40才成家的,我不知道他一直不婚,是不是家乡有心爱的人,正如我不知道当他娶妻时,是否清楚这女孩其实一直为精神疾病所苦,幸好后来再续弦时,也不是第一次婚姻的新阿姨,为他生了个儿子,一脉单传的他,“终于香火有续,不会愧对祖宗了”,这是晚来得子的他,在给父亲书信中的慨叹。 我们是在1972年搬离眷村的,到处都看得到“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标语。那时我“国小”毕业升“国中”,告别眷村的同时,也正好是我童年结束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