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张姨：民国童星张敏玉的普通人传奇
我认识张姨的时候，她大约50岁左右，美人迟暮。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她叫张敏玉，至少我家的朋友圈子里都这样称呼。等大学毕业，我到她以前的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后，才得知她的正式姓名为“张莲蓉”。
当时正值50年代，人间的春天尚未降临，张姨当然也不可能走出她的人生低谷。可少不更事的我，却一直觉得那段日子她很快活，蹬着同她体貌极不相称的三轮车身轻如燕，遇到熟人有说有笑，那是为街道小工厂送货而学会骑的。除了修房子、扫街、糊几厘钱一个的纸盒外，张姨最主要的工作是织绣花毛衣。我有一件毛衣便是她这一时期的“作品”:淡黄色元宝针圆领套头毛衣，上面绣了一只瞪着一双大眼睛的大黑猫，张扬的图案在那个年代颇有”离经叛道”的味道。
随着我的长大，懂了些历史常识以后，开始知道张石川、吴绍澎的名字，张姨的境遇也从1976年以后有所改观。一次，她摸着自己的耳朵对我说:“你看，我的耳朵小，我们南方人讲，这样的人命苦。”可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便对张姨的身世发生了兴趣，它让我想起了张爱玲的名言:“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张石川，一位中国电影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以他的精明强干游走于外国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便得明星公司这块牌子在二三十年代炙手可热。说起来，张石川做影业这一行，是靠上海大皮货商何泳昌起家的，何慧眼识人，认定张是人才，不仅给他出资，还把“最宠爱的女儿，13岁就当家”的何秀君嫁给了他。
张姨一生的多舛开始于童年，1925年，她出生在一个徐姓人家。因家境贫寒，被张石川和一直未生育的何秀君所抱养，籍贯随之改为浙江宁波，乖巧伶俐加上天生丽质，使她在这家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1932年6月11日的《明星月刊》上有过这样一段记载:“……中国的小明星，第一个是郑小秋，第二个是但二春，第三个是任潮军，第四个就是张敏玉了。……她第一次上银幕是《空谷兰》，第二次是《忏悔》。”在张姨那儿，我看到过一张她做小童星时的剧照:戴了一个大蝴蝶结，一头卷发，活像秀兰·邓波儿。并因此与张石川捧红的一代影星胡蝶、李丽华、周曼华成了半个世纪的姐妹好友。
有人在看过张姨的照片后告诉我，她和张石川长得真像，当然这是指神似。张姨的一位老友最近向我证实，她在中学时与一位大学生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到了张姨承认“喜欢过”的程度，可是走得并不深，压力来自她的家庭。对这个抱养的女儿，恋爱的自由是不能有的。这期间，她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还当上了一个叫不上名堂的小头目。
从此，她大半生的坎坷将一点点被勾勒出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吴绍澎作为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上海，集军事代表、党务特派员、上海副市长三大头衔于一身，至于张姨与吴绍澎的相识，好像是在三青团的欢迎舞会上，她的姿色和酒量给吴绍澎留下了过目不忘的印象。1946年，张善混、张石川等17人被控汉奸案，直接促成了吴绍澎和张姨的快速结合。吴绍澎着实为她动了番真心思，下了大功夫，等张姨搬进吴绍澎为她准备的上海郊外小别墅，张石川找到吴绍澎:“我算是把女儿送给你了。”昊二话没说，甩手便给了这位岳丈十根金条。当然更重要的是:那桩“文化汉奸”案一笔勾销。
有史料说，吴绍澎长期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不和，对蒋介石亦颇有微词，中共地下党正是利用了这一矛盾策反了吴绍澎。张姨说，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她已怀有身孕，蒋介石也派人将两张去台湾的机票送到了手上，吴绍澎把正室大太太一家搁在了上海，自己带着张姨秘密飞往北平投诚。国民党的报纸随即登出“吴绍澍携夫人叛逃”的消息。为此，周恩来总理还宴请过他们夫妇。后来，吴绍澎被安排在交通部任参事，与解放前相比落寞了许多。1957年反右，两人都被划为右派，尽管吴绍澍一再挽回，依旧按张姨的意愿离了婚。当了右派在北大荒劳改时的吴绍澎，与朋友聊起张姨时仍不改初衷:“我就是喜欢她!”“文革”后期，他们的女儿带我去过和平里吴绍澎和他原配夫人的家，吴给我的印象有着“一介武夫”般的厚实，夫人是典型的南方小脚老太太。记忆中两人像最常见的中国传统老夫妻那样，男左女右地分坐在一个靠墙方桌的两侧，如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解放以后，张姨随吴绍澎到了北京。去电影公司上了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排解精神上的苦闷，那时的张姨年轻漂亮，文艺界的一些名流一直都很买她的账。她光鲜的私人生活与在工作单位灰溜溜的境遇形成了反差。有人曾亲眼目睹过张姨被汽车接去参加外国使馆舞会的情形，说话人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对她的穿戴打扮做不出多少细节描述。但其神情中的叹羡让人感到像是在说一位电影明星。‘中国电影资料馆”成立后，张姨调入，再次发挥其老板女儿的能量，馆内现在整套《明星半月刊》、《明星月刊》和一些老电影胶片很多都是通过她征集来的。对于她的这些功劳，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
张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直接的原因是她积极参与、组织了本单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小组活动，这是她继加入三青团之后又一次与政治打擦边球。张姨的性格是个混杂体，在很多事情上她像个老江湖，精于世故，对人对事像开中药铺似的一清二楚。而另一方面她又非常天真、浪漫，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像做游戏一般，政治活动对于她就是场大party。 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色调日趋单一，而张姨自身的色彩太艳丽、太跳跃，与整个灰蓝色大底版不谐调、不一致，以至于个人厄运接连不断。
不管怎么说，张姨的另类形象和边缘人位置，已经决定了她即便在政治问题上被抓了小辫子也上纲上线不到哪儿去。于是，“男女关系”就成了她20多年的一个死结。由于其中涉及到几位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只好一笔带过，不做详述。在有些相关记录中，至今还保留着她“穿着紧身毛衣如何如何”的记录。据说她还曾受到过莱温斯基式的盘问，最后，终于因与外国使馆过从甚密，及被同院邻居告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等在现代人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而被所在单位开除。这多少带有点红颜薄命式的残酷。
交际和恋爱的确让张姨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吃尽了苦头，但她的性格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始终保留了一个气味相投的朋友圈子。这是张姨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否则她不会有后20年的好日子。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文革”时期，上海弄堂里的一些太太们只要一有可能，仍会定期到理发店去做头发，或是将“蓝蚂蚁”制服改出腰身、修出裤型。张姨就是这么个人。她在那段岁月里一再磋跄，彻底走向了背运，剃阴阳头，挨斗下跪，家当抄光，母亲去世，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她把一只好锅砸坏卖废品，勉强维持一个星期。即便是这样，只要一有钱，或者说是借到钱，她仍会约朋友到“大三元”去坐一坐，哪怕只是喝杯茶。张姨是当年那条小街上有名的“垃圾西施”，有些出身好的老工人、五保户同情她，喜欢她，暗中保护，甚至上前谈婚论嫁。
1973年，48岁的张姨与画家胡考结婚。这虽然没有给她的命运带来根本的改变，但毕竟有了转机。
胡考先生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敏玉这个人在我的晚年给了我所有的幸福，应该说我所有的幸福离开了她就完全没有了。”两个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折腾的精疲力尽的人，抱着过日子的想法走到了一起。
几乎是与粉碎“四人帮”的同时，“二流堂”又开始了聚会。胡考夫妇也加入了进来。理家、应酬，两方面功夫都很到家的张姨，自然成为这种场合深受大家欢迎的人物。
1988年12月，我爷爷夏衍获得了“日中文化交流奖”，有一笔奖金，准备好好请请每年为他祝寿的老朋友们，地址选在当时刚开张的昆仑饭店。客人有叶浅予，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夫妇，张家姆妈(张光宇夫人)，胡考、张敏玉夫妇，高集、高汾夫妇及我们全家。席间的气氛格外好，嬉怒笑骂充分发扬了“二流堂”的风格。那天的张姨跟她的装扮一样安适，一直笑嘻嘻地坐在胡考先生旁边，言语虽不多，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很开心的。那一晚的张姨，使我想起了“得体”两个字。
1993年，一场大病打断了张姨20年的幸福生活。一天早上，她突然中风偏瘫。那套单元房从此不再鲜亮。
胡考先生于1994年6月在北京医院去世。一年半以后，张姨也走了。离世前几个月，她亲手交给我了一封我爷爷1947年从香港写给张石川的信。信封信里保存完好，这是我收集到的年份最早的书信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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