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高考让我对社会起的作用比原来多得多
采访 柳理
我应该讲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直接的受益者，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当时因为肺病，没有资格参加高考，但是倒可以工作。所以我毕业以后经过一年的师资培训，就做中学教师了。那么等到恢复高考，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就是要进大学，所以我就去报名，但是一报名，很不幸，说年龄过了几个月，因为那个时候高考招生是30周岁，那标准就是你不满30周岁还有资格，我呢已经过了几个月了。
31岁了。正在失望，大概不到半年吧，研究生开始招生了。研究生那个时候为了快出人才，不拘一格，怎么不拘一格呢？就是不讲学历，所以我高中毕业，甚至我后来有的同学只有小学文凭，也进了。还有年龄上面是到40周岁，实际上我有些同学40都不止了，当时都可以过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这种愿望，就去试，也成功了，后来就进了复旦大学，当时的历史学研究生，师从我后来的老师谭其骧教授。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没有这个，当然我还是愿意在原来本职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我也已经被评为上海市的教育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我也可以做到，但是我觉得我就不会再有从事学术研究这样的机会。那我相信这样对我本人，我自己我觉得，得到满足。另外，我相信我对这个社会起的作用也要比原来要多得多。
因为我当时的家庭出身叫“其他劳动人民”，还不是剥削阶级，但也不是产业工人，这个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高考的时候，在这时候，特别是研究生来招生，把很多东西也破掉了，主要就看本人表现了，这个也是个很大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高考的恢复，这是我们国家拨乱反正，消除文化革命的恶劣的影响，恢复到正常的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选择历史地理专业有一定偶然性
我选择历史地理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当时我长期你看高中毕业就在中学教书，我其实对大学、对学问不怎么了解的，我都是凭个人兴趣爱好。我原来的目标，我在高中定的是要进北大，进北大的古典文献的专业，因为我特别爱好古典文学，我事实上偏文学，也带一点史。那么到后来自学就不分了，能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当时考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个因素制约了我，一个就那个时候是文化革命刚结束，我们对文化革命中间那些残酷的斗争还心有余悸，那个时候想到思想、哲学、政治这些都太危险，不要学，那么学什么呢？历史比较好，相对讲，我想研究历史这个工作不至于受到现实太多影响，所以就往历史方面选。
第二个，那个时候刚结婚，还没孩子，那么成家了以后，你要招到北京去恐怕也麻烦，所以只能在上海选。那么这样，我就看看其他近现代史，我说这个跟政治太关系密切，那么往古代，古代里面有什么思想，这思想也麻烦，我一看，看到我的老师招的历史地理，我当时其实不懂什么叫历史，我总觉得历史我也欢喜，地理我也欢喜，这个课好，我就选了这个课。那么后来入学以后才明白，历史地理不是历史加上地理，而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好在这个本身我也欢喜的，所以基本上是偶然的。
但为什么又说并不完全偶然呢？我1958年的时候，曾经在上海南京路，那里当时专门有介绍上海的先进模范、英模人物，我曾经看到我的老师的照片。当时因为我开始不认识这个“骧”字，马字旁一个襄阳的襄，谭其骧，印象很深，他的照片在里面，因为当时他是叫全国文教的群英会评一个，也是劳模。这个我印象很深。
后来我又看到有的老师跟我介绍，这个老先生不得了，那个中国历史地图，那还是内部发行，就是他编的，我一看这么复杂，是他，那么对他有印象。等到我1977年当了上海市的人大代表，当时要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有他，我还投了一票，选他去。那么这样一来，一看，这个导师有他，那么就报了他，所以这里面主要是偶然，但是如果多少有点因缘的话，就前面的确我对谭先生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很崇拜他。
本文节选自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采访整理的《葛剑雄：阶层固化的问题不是高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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