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璇：我的舅舅方大曾　朗读：Siri

我的舅舅方大曾（下） 作者：张在璇 人物简介：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祖籍江苏无锡，出生在北平，家境殷实，父亲是外交官。 17岁时成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少年影社”并举办摄影展。“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以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题材的摄影作品，如《日军炮火下的宛平城》、《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等。 舅舅底片回来了，姨妈开始悉心整理，她希望能出版点什么来纪念她的哥哥，一个退休的老人凭着妹妹对哥哥的崇敬和思念，苦苦地不断寻找着各种机会。1989年，姨妈通过上海一个熟人的关系终于结识了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摄影史学家陈申先生，之后就把舅舅的底片交给了他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1993年在陈申先生的推介下，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看到了这些底片，阮先生对舅舅的摄影才华，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能有如此杰出的摄影师感到惊叹，决定在他办的《摄影家》杂志上出一期专辑，为了保证质量要把选出的底片带到台湾，因为只有他亲自放大，才能把作品做最好理解和呈现。姨妈非常乐意舅舅的作品出版，但得知阮先生要把选好的50张底片漂洋过海带去台湾就十分犹豫，最后阮先生的诚意打动了姨妈，同意了他的要求。我记得后来姨妈还曾写信到四川，嘱咐我写信给阮义忠先生询问，生怕底片邮寄回来时丢失，我很理解她的担心。 其实，阮义忠先生对舅舅底片的珍爱并不亚于姨妈，就在他怀揣着50张底片乘飞机回台湾在香港着陆时遇到台风，阮先生在《摄影家》杂志“方大曾专辑”中有如下一段让我很感动的惊心动魄的描述：“一想到那一天，那种紧张恐怖，死里逃生的感觉就明显地回来了。第一次觉得如此接近死亡。我的右手和太太的左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用看脸色也知道，两人都已经吓得半死了。我们和东方航空公司飞机上的一百多位乘客一样，在一片惊吓的惨叫声中意识到，自已可能就这样没有了。飞机是从上海开来的，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轮子已经快要触地，可感觉上好像坐在摇篮里，或是断了线的大风筝上。机外正刮着强烈的台风，我们那位十分可能是战斗机架驶员转行的机长，在飞机被强风迎面刮上来之后，还不死心地想做第二次降落，飞机一往下冲就被风吹上来，一往下冲就被风吹上来。这个时候，惨叫声已经变成了无助的哀号，所有的人都把命交出去了，只能任机长和死神拔河……”后来飞机返航平安降落广州，“久久之后才有办法平息下来的我跟太太，彼此相询，快要玩蛋的那一刻在想什麽，太太说，她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才十二岁的儿子该怎麽办？我老实告诉她，我一心只挂着左胸口袋里的50张底片，觉得我对不起它们的作者小方，这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家，将随着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为世人所知。他已经够倒霉地失踪，且被遗忘了五十多年，这下子，岂不如同他又死一次。”这是舅舅的底片第三次遇险。 回归 然而，舅舅又是幸运的。1993年《摄影家》杂志“方大曾专辑”在台湾出版，这是舅舅作品的第一本影集，虽然当时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大门刚刚打开了一条缝，少量进入大陆的这期“方大曾专辑”在大陆摄影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舅舅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999年，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著名纪录片导演冯雪松先生，为纪念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带着摄制组沿着舅舅从采访到失踪的路线艰难寻访，先后两次前往保定、石家庄、大同、太原、蠡县，往复行程达四千公里，并用四个半月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从历史的碎片中拼接出了一个鲜活的方大曾，使他的生命轮廓逐渐清晰，重新回归了当代人的视野，他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强烈，并荣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2006年，国家博物馆得知方大曾底片已由姨妈转交我保管的信息，派专人到成都找到我，后来经与家人协商同意，由我代表全家把舅舅留下的几经磨难的底片共计837张，无偿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 2014年11月，冯雪松先生又经过十五年碶而不舍地坚难寻访，他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出版后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见到这本书格外激动，他表示，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当中，真不知道有方大曾这么一个人，相信绝大多数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都不知道，封笔多年后，他写下了阅读感言，“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亊变和抗战前线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纪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杰出的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澳门日报》社社长陆波先生，在阅读《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后，建议中宣部、中国记协以官方的名义纪念这位新闻先驱，使他的精神的以弘扬，这样有利于两岸同胞的亲情融合。 5月25日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指出，中国记协举办这次活动是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讲两个人的故事－－方大曾和冯雪松。以历史为镜，两代记者的故事，讲的是同一个主题：面向现实，深入实际，不畏艰难困苦，忠实记录时代，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鼓与呼。这种精神在每个时代都是必要的，今天更应在中国记者中进行弘扬。 是冯雪松先生一一拾回了舅舅丢失在战地破碎的灵魂，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方大曾。我仿佛感觉到舅舅回家了。 2015年7月7日，在舅舅最后失联的战地保定，方大曾纪念室在冯雪松的倡议推动下落成，舅舅的灵魂终于有了归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在香港《大公报》隆重举行的“一份报纸的抗战”上，冯雪松先生发表了主旨演讲《伟哉大公报 壮哉方大曾》，我则把舅舅464张底片的电子文件捐赠给了《大公报》，舅舅的作品回到了他最后供职的报社。 8月28日，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澳门中华教育会隆重举办了《为了正义与良知－－七七卢沟桥事变战地记者方大曾遗作展》，这是舅舅的作品在境外首次展出，同时冯雪松先生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繁体字版也在澳门出版发行，这也是方大曾生平事迹的专著首次在境外出版，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刚出席活动，海内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过为抗战作出过贡献的人们，这真让人高兴！ 记得2012年夏，我到在北京遇见陈申先生，他交给了我一张舅舅拍摄的外婆的底片，是他以前写书时从姨妈手中借用的，现在转交给我留作纪念。这是现在我手中仅有的一张舅舅拍摄的外婆的底片。我又把底片找了出来，看着外婆慈祥的面容，感慨万千，外婆、姨妈和母亲若在天有知，定会感到欣慰的。我小心地把外婆的底片夹在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中舅舅的照片旁，以了却我曾答应过的承诺——让她和她的儿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