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徐迟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上）
《人民文学》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
写谁呢？有人说起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说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大数学家陈景润，说他将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1＋2”。
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心里暗想：“1＋2”不就等于3吗，这是什么数学难题？而且也没听说中国有叫陈景润的大数学家。
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怕闹笑话，不敢说出来，便通过有关方面寻找陈景润。后来总算在中科院找到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陈景润取得了这个了不起的成果，反而听到了许多说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说他常常一连几天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看书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蘸酱油；说他是个与正常人思维不一样的怪人，除了搞研究，什么都不关心，40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那位错将哥德巴赫的“1＋2”误认为是小学课本上的“1＋2”的人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错了，这才知道各国数学家已被这道难题困扰了200多年，陈景润取得的这一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陈景润虽然是个怪人，但是，他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冒着风险，潜心于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应该写他。
请谁来写他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是位诗人，早年参加革命，写下了许多激情澎湃的诗歌。在延安，毛泽东曾亲笔给他题写“诗言志”。但是徐迟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是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巧的是，这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当年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徐迟还写了许多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他的文笔细腻而又富有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迟似乎消失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11月初，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周明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徐迟。费尽周折，他终于从电话里听到久违了的他熟悉的声音。
徐迟听说邀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很高兴，这位热情的歌者，觉得终于又有机会提笔写文章了。但是听说是写数学家陈景润，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试试看”。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他先拜访了几位科技界的老朋友。听说他是来写陈景润的，大家好心地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也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劝他别惹这个麻烦。
徐迟去看望姐夫伍修权将军，向他谈起写陈景润的事。伍修权说他看过一份报告陈景润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内部资料，他说“‘陈氏定理’很了不起，应该写。”
这时，周明正与中国科学院联系采访事宜。听说《人民文学》要写陈景润，有人跟他说：“我们科学院好样的、有贡献的科学家多得是，为什么你们偏偏选中他呢！换一个人好不好？”
周明说：“我们就想写他。”
周明碰了钉子后，设法直接找到了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汇报了《人民文学》杂志想采写陈景润的想法。方毅表示支持，说：“我们要是多点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徐迟答应写陈景润。
一个北风凛冽的冬日，周明陪同徐迟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数学所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
李尚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后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带进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不高，身着一套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镜。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人感觉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群之间，而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李尚杰连忙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
陈景润忙走过来跟他们握了握手。
周明说：“我们这次特地约请徐迟同志来采写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
陈景润转身又握住徐迟的手说：“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一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着说：“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应该写你，你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我没做什么贡献，应该的，是应该的……”陈景润拘谨不安地说。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陈景润也笑了，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如何。陈景润回答说到了最后阶段，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后，很受鼓舞。说着，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吟毕，他激昂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他们听他讲话，几乎都是严密的报上字儿话。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于是，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的家，讲述了他们与陈景润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听了说：“好哇，就写出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１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
徐迟投入了紧张的采访。
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和同事。有说他好的，也有对他有看法的，还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记。
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来写陈景润的，就直言劝告说： “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优秀的科学家多得是，干嘛非要写陈景润！你会惹麻烦的。写写我们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呀。”
徐迟意外地发现，陈景润身陷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尖锐矛盾的环境里。那些不喜欢他排挤他的人，那些总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将他永远踩在脚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因为，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善良的人，谁也没有得罪，他谁也不敢得罪。他只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专作嘶鸣的人恶意的嫉妒。
听说华罗庚先生离开数学所时就曾伤心地说：“以后我再不进数学所的大门。”因为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过挨整的命运。
于是，徐迟理解了陈景润神经质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说的为什么几乎都是严密的报纸上的字儿话。
为了了解数论这门艰深的科学，徐迟看了许多书，还苦苦地“啃”了好几遍陈景润的学术论文，虽然生涩难懂，终于也略知了一二。
数学不懂，但数学家是可以读懂的。为了读懂这位数学家，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没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的楼梯，看了他绝望中跳楼自杀的那个黑洞洞的窗口。他还约请最了解陈景润的李尚杰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谈“小陈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来，徐迟就为李尚杰泡好一杯茶，等候着他。老李来了后，俩人隔着一张茶几边喝边聊，李尚杰讲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痴迷，讲他为人处事的轶闻趣事，也聊围绕着他发生的是是非非。
他们就这样聊了几个晚上。一天，徐迟提出要去陈景润的小屋看看，周明听说了，也要一起去。李尚杰却为难了，他说陈景润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反锁起来，一般是敲不开门的。
见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李尚杰说：“我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得另想办法，搞点‘阴谋诡计’……”
他们三人一行来到88号楼。李尚杰先到小屋门口，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听到陈景润在里面问：“谁呀？”
“是我，李尚杰。”
“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过了好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开了一条缝，见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开了门。李尚杰进去了。
徐迟和周明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后，也敲响了小屋的门。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李尚杰就走过去将门打开了。见是徐迟和周明，陈景润冲过去本能地想关上门，可是徐迟和周明已经迅速挤进来了。
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哪里能坐呀。他们环顾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个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其实不常用桌子，看书、演算仍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
几天后，徐迟带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与周明一起来到李尚杰的家里。李尚杰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徐迟说：“你就别起来了，我将稿子念给你听，请你提修改意见。”
于是，徐迟充满激情地朗读起了这篇报告文学，读到动情处，他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
李尚杰没有提出别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里面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于是文中出现李尚杰的地方全都改成了“李书记”。“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民文学》1978年1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同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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